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

作者:温锐 游海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20 16:19:45发布)一、学术回顾与研究地域的选择? 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工业化浪潮激荡全球,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的枪声不断,经济全球化汹

作者:温锐 游海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20 16:19:45发布)

一、学术回顾与研究地域的选择?

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工业化浪潮激荡全球,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的枪声不断,经济全球化汹涌澎湃,贫困与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绿色和平运动悄然兴起,可持续发展问题风弥全球。身处贫困与落后、资源与环境、和平与发展等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大背景中,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村社会、重新认识传统农村社会的转型与现代社会的重构等问题,便摆上了人文学者的案头。在这个世纪里,农民与农村问题的研究,逐渐使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们的研究兴趣聚在一起,形成全方位的纵深作战态势,一步步把农民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站在农业中国的江河大地上,任凭你是谁,都不能不正视农民问题,不能不从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这一基础出发:从"抑制兼并"、"井田"、"限田"、"均田"到平均地权、土地改革、小生产"绝种"运动与家庭联产承包,从"重农抑商"、"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农业产业化,从孔子的"大同"社会、墨家的"尚同"设想、太平道的"共产"社会、白莲教的"同财"纲领以致洪秀全的地上"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人民公社运动,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始终就是中国社会精英们问学施政的聚焦点。然而,尽管国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碰撞与逐步融合,国人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注,便由传统的就农村谈农民转向了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

在过去的20世纪100年中,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之中,学术的研究呈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现象,并具有广泛的国际性。期间,中国大陆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变革与转型的实践,经历了至50年代初前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性质的零星农村工业化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土地改革运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对传统农村经济全面改造的尝试、家庭联产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传统农村经济的改造和乡村工业化的全面启动等前后三个时期。百年的改革跌宕起伏,色彩斑澜,发展极不平衡;国内学者对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与认知,也伴随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实践而曲折发展,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由"工业化社会"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西方学者们对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则经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个认识阶段,其中对中国农民问题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认知也在不断修正。就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而言,它是社会沧桑巨变与农民奋发振兴的百年。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这一研究主体,中外学者虽然出发点不同,目的迥然有异,但丰富多彩的百年中国社会发展、农村社会巨变和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却不断地为他们的学理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营养。他们的研究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相互促进,尽管发展迂回曲折,但整个世纪的调查与研究则成绩斐然。?

在这些丰硕的调研成果中,首先是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百年连续不断。这些调查比较著名的就有:毛泽东于20、30年代先后在湘赣等省所作的农村社会调查,其成果40年代后集结出版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南京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生、薛暮桥等著名学者,在江苏、河北、河南、上海、陕西和两广等省广泛组织的农村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后来集结出版了《〈中国农村〉论文集》(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景汉20、30年代主持的京郊和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资料;1934年,中国地政学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在22个省区组织的农村调查,形成相关报告40种共计200余万字(高信:《土地问题选集》,(台)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213页。);费孝通30-80年代先后在浙江吴江县开弦弓村九次调查考察,集结出版成《费孝通文集》;1908-1945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址设大连)在我国进行的长达38年的农村调查,出版了《北支那农村调查报告》等资料集(90年代,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三谷孝合作主持,在原来"满铁"调查的部分设点地进行了后续调查);南京金陵大学卜凯(J.L.Buck)教授20、30年代先后在我国17省和22省进行的家庭农场实验性调查,后来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等调查研究的专著;华洋义赈会总会C·B·Malone和J·B·Taylor两教授于1922年组织的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240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从1984年开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农委系统,在全国设立320个农村观察点,至今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系统调查,积累了大量农村经济发展变迁的资料;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牵头组织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陆续出版有关资料100余卷。?

其次,大致与上述社会调查相应,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的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0年代有英文版,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文版,后来他的许多成果集结收入《费孝通文集》中);马若孟(美)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英文版1970年版,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懋春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为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为中华书局1992年版);段本洛、单强的《近代江南农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乔志强、行龙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马、黄、曹三人的研究成果都主要是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做出);金德群的《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威廉·韩丁(Hinton.W)的《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纽约,1983年版);杨庆?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穆青等的《激变的农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凌志军、林青松的《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晖等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温锐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增补本英文版为纽约《Chinene Economic Studies》(1994.5;1994.6;1995.1等专集出版)、《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陆学艺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王春光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加藤弘之等的《〖FJF〗中国の农村发展と市场化〖FJ〗》(日本京都世界思想社1995年日文版);杜鹰、白南生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荷)多任(Leo Douw)、(中)戴一峰:《闽西:土地与移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等等。?

对这百年里中外学者众多的调查与研究成果,别说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与概括,就是要把它全部收集,对我们来说也是力难所及且非常困难的。这里仅就我们目前已经查阅的部分著作,并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将中外学者先后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有关认识,粗枝大叶地归纳出以下几种见解:?

(一)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冶方等"中国农村派"的农村发展观。"中国农村派"以"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目的在于"求农业彻底的改造"。他们批判以"生产力的技术考察"的研究目的仅在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1935年第一卷第六期。),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具体的政策是:坚决地"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剥夺地主的土地,将土地转给农民"(赵〖HT6,7"〗呆〖KG-*2/5〗呆〖HT6〗僧:《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中国农村》1936年第二卷第六期。);对于土地上的农业生产,他们认为"要提高农民的生产力,那只有打破农民零细的私人经营底范围","组织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土地村有制"批评底批评》,《中国农村》1936年第二卷第一期。),"用计划经济与合作经济来改造小农经济"(陈洪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需要新的开展》,《中国农村》1942年第八卷第二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农村经济学者如果……不能领会大经营对小经营之优势,那就决不能深刻地理解农村经济"(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1935年第一卷第十期。)。在他们看来,必须通过土地改革,走集体化道路,才能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实现中国农村经济的社会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其思路基本上是循着俄国土地国有与集体化道路,并按照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发展特色推进。自2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革命性改造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村派观点中最杰出的代表者。?

(二)中国地政学会萧铮、高信等人的"农村复兴论"。他们的思路是"先行解决土地问题,治标就是要确定长期租佃制,规定和减轻租率;治本就是要政府应实行遗产税、累进的土地税,同时以有偿的办法收用土地,务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取出,转给佃农和雇农。夫如是,各人有了经济基础,有了生产工具,而后组织合作社,以助其生产、流通,这才不致由合作社得来的利益,以地租的名义转为地主所榨取,农村复兴与农村合作才有成功的希望。"(高信:《农村合作与土地问题》,见高信:《土地问题选集》,第64页。)?

(三)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论或"乡土重建"论。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与俄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中国农村的出路应该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工作:即在维持农村原有"伦理本位"与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劳力素质、学习运用农业技术,发展"合作社运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以期达到"农业之发达","工业相因而具来"的目的,走传统的以农立国,"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实现中国农村的"乡土重建"。(梁漱溟:《山东乡建学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转引自《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后来,梁漱溟在推动农村原有基础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因工作艰难,成效甚微,也认识到:他的"乡村运动",结果是"乡村不动";"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们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题》)。)?

(四)卜凯(J·L·Buck)、珀金斯(Dwight H.Perkins)、马若孟、黄宗智、舒尔茨(Throdore W.Schutz)等西方学者的中国农村发展观。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的人口问题。卜凯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认为,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中国农村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不必骤革固有的租佃制度",应发挥中国农民的"企业效能",以规模"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可发挥大效果,并适合"变迁之需"。(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59、210页;《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译印,1941年版,第404、409页。)马若孟在《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中也不同意华北农村地权分配状况阻碍了华北农业的近代化发展的观点。(马若孟在该书中文本出版时,认识到有对这一以前的观点加以部分修正的必要。他说:"考虑到土地改革能够增进对农户地权的保护,能够帮助贫农、无地的家庭和佃农获得地权,就象台湾在50年代所做的那样,我现在认为我的观点应该修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美国学者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马克·艾尔愠(Mark Elvin)在珀金斯理论模式基础上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规律。80年代以来,美籍学者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了其"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理论:所谓"过密化"是指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现象。他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出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是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的;明清以来长期的人口压力使中国农业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过密化"的困境,其特征是"有增长而无发展";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而"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问题(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页;另参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一书。)。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则提出了"理性小农"说,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小农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价格反应灵活,资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行事;而美国学者赵冈及台湾的许倬云则进一步主张"市场经济"说,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早在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市场经济。?

(五)费孝通的"草根工业"论。费孝通的认识是从他在家乡开弦弓村进行的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调查研究开始,后历经了中国农村的几次历史性巨变之后形成。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与贫困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202页。);在50年代农民们解除封建剥削之后,他呼吁"现代工业下乡",认为"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走"有别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中国特色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从而"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道路"(费孝通:《三访江村》(1981年),《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80年代,他进一步称这种乡村工业为"草根工业",认为中国"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农民们"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土",进而是"离土又离乡",推动农村的小城镇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造农村的面貌"(费孝通:《九访江村》(1988年),《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上述诸种观点与认识在推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实现转型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其思路之迥异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1.在农村社会的经济制度上,中国农村社会的租佃剥削制度是否成为了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肯定者主张: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转型,首先应该解决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否定者则认为:中国农村还没有严重的阶级分化或农村经济中的租佃制度也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只需要在原来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即可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与上述认识相一致,在解决农村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问题这一共同点上,也区分成二种主张:即是取否定地主原有的地权、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还是在承认原有地权的基础上,通过减租、政府限占土地与收买土地,再通过债券偿还等方式使农民有偿获得土地,从而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 2.在农村经济的经营模式上,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个体农民家庭经营或称"小农经济"是否成为了整个农村经济与工业化发展的严重阻碍。肯定者认为:个体农民经济或"小农经济"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长期严重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并将继续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它还是千百年来造成中国农村剥削制度,导致农民痛苦的根源。否定者则将中国农村的个体农民家庭经济称之为"理性小农",认为它自身具有发展经济的激励、转化功能与顽强的灵活性、适应性,个体农民经营规模的大与小问题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及其资源优化配置决定,是相对的和不断调整与发展着的,因此并不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严重阻碍。?

3.在工业化或经济转型的模式上,体现为是否继续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肯定者主张:坚持私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走西方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否定者则认为:西方工业化道路对中国来说是半殖民地的道路,对中国农民来说,它是遭受掠夺的痛苦道路,中国应该是非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同时,非西方工业化道路也仍然体现出不同的主张:即有苏联集体化与工业化结合的模式、传统制度下发展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和乡村工业化模式。?

世纪拼搏,百年历程。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史已经全部展现在我们的眼帘。就学者们上述种种学理研究与理论认识来说,面对着"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它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后辈的研究,就尤如黑格尔所说的"灰色的记忆"(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4页。转引自朱维铮:《"以史为鉴"?》,《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其实,正是理论相对于长青的"生活之树"总是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地而折射出"灰色的"这一点,人类的认识才能不断地站在前辈的臂膀之上。历经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发展与深深误区,当中国农村在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市场化道路上重新迈步向前,全面启动中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后,当台湾岛上农村经济工业化及其转型的鼓点落定之时,现实真乃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性,使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不仅呈现大陆与台湾的不同道路,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也有东部模式、中部模式、西部模式,可谓东南西北中,特色叠出,异彩纷呈。?

来到20世纪末,学者们又一次再难以稳坐案头了。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村社会、重新认识传统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转型,它将中国学人带向了一个个转型模式的个案实证研究。这些新近的个案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有:黄俊杰的《农复会与台湾经验:1949-1979》(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张仁寿的《温州经济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王春光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陈俊杰的《关系资源与农民的非农化--浙东越村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曹锦清等人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庄孔韶的《银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高长江等的《中国庄园热潮大纪实》(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面对如此鲜活而众多的成果,我们如果要来对这些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加以评判,就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实在不敢贸然行之。然而,就上述新近的个案实证研究来看,我们发现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落后的地区则相对涉及较少。关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关注不发达地区和贫困问题,应是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和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与现代化研究的题中之议。有了苏南模式、浙东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有了大邱庄模式、南街村模式、华西村模式……,也应该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个案研究。为此,我们选择了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际,同时又是20、30年代革命老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以下或称"赣闽粤边区",或称"三边"、"三边地区""边区"等),作为个案研究的另一类型,权且作为拾遗补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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