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侨华人时代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侨华人时代--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成因及其地位和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丘峰   东南亚诸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侨华人时代

--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成因及其地位和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丘峰

 

   东南亚诸国是客籍华侨、华人最多的地方。这是因为粤东和闽西山区的客家人离海较近,多从汕头及福州、厦门出海走向东南亚各国。

   会馆文化在人类文化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客属会馆是中国客家人到了海外之后,在侨居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客家人侨居国外后,一般人称之为“客籍”,其所属同乡会等组织形式泛称为“客属”,其会馆(包括同乡会、宗亲会、行业会等等)统称为“客属会馆”。海外客属会馆这一特有的社区文化现象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变迁,其内容、形式及地位与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内涵和不同的历史作用。东南亚地区客属会馆文化经历了“华侨时代”和“华人时代”两个不同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会馆地位有着质的变化,这标志着会馆文化进入更务实、更有深度的阶段。

    客属会馆是客籍华侨社团,会员大都是同乡同宗,这是客属华侨在居住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客籍华侨较早建立会馆和发展会馆文化的国家。本文拟从华侨史角度上,以客家人最早建立的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这两个具有典型性的会馆为例,来论述客籍会馆对中国和所在国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客属会馆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中国形势剧变,清政府腐败无能,与日本、俄国以及英国、法国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大批劳苦群众纷纷出洋谋生,有的被殖民主义者当“猪仔”卖到南洋各国当奴隶,南来的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日益增多,于是形成了各种同乡、同宗性质的社团组织。嗣后,由于形势发展和人数的日增,便逐渐组成会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客籍会馆发展极为迅速,人数众多。

这些会馆有以国内的县或镇为单位的,如,梅县会馆、茶阳会馆等;有以州、府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如,新、马等国的嘉应会馆、永定会馆等;有以州、县、府结合的会馆,如,惠潮嘉会馆(惠州、潮州和嘉应州);也有省与省之间由于语系相同而结成的会馆,像广东客家人与福建客家人结成的会馆,如,广东嘉应州与福建汀州结成一体的广汀公司;还有县、市与省之间结成的会馆,如广州、肇庆、惠州结成的广东会馆等等,这些都属于同乡会馆;另一种是由宗亲结成的会馆,这主要是由聚居在同一国度的同宗人氏,如谢氏、刘氏等等结成的会馆。根据1939年出版的《南洋年鉴》(傅无闷编)记载,清道光年间在马来亚马六甲成立的就有永春会馆、林氏西河堂等属同乡同族的会馆47个,其中不少是客家人的会馆,如,茶阳会馆等。这些会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在国的形势变化,有的寿终正寝,有的与其他会馆合并,有的由于种种原因被所在国禁止等等,也有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伸至现在。

在这些会馆自身发展过程中,广大华侨、华人创造出一种令人瞩目的会馆文化,对侨居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直到现在,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会馆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的华裔客籍领导人还亲自担任会馆的重要职务,例如,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祖籍为广东大埔,他亲自担任新加坡最大的客籍社团南洋客属总会的顾问,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召开客属世界恳亲大会时也亲自出席。

   在这些灿若星河的客属会馆中,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会馆,本文拟以这两个会馆为例,阐释客属会馆文化及其所在国的积极作用。

槟城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最早建立的客属会馆。1786811日英人莱佛士率兵占领槟城,15年之后,即1801(嘉庆六年辛酉)广东嘉应州客属人士在槟城成立同乡会团体,初名叫“仁和公司”,以后又称“客公司”、“嘉应馆”、“嘉应州公司”、“嘉应会馆”,数名并用,这是一间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华侨地缘、人缘、亲缘性质的同乡组织。“嘉应会馆”之称是1923年定名的,并获当时政府批准(1)。

嘉应五属是指清朝嘉应州所辖之五县地域,即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五县,这五县是属纯客家县,同讲方言客家话,地域相连,有着密切的地缘、人缘和亲缘关系。嘉应五属地处粤东山区,与闽、赣交界,客家先民从韩江、梅江顺流而下,经汕头出海到南洋诸国,在各国形成客家族群,由于身在异国,漂流异乡,在生活上、感情上和事业上都有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的需要,客属会馆便应运而生,马来西亚槟城客家人便最早成立了槟城嘉应会馆。

    关于华侨在槟城聚居的记载,最早见于开辟槟城的英国人赖特在1794年写的:“华人在居地中最堪重视,男女老幼凡三千人。他们执业不一,木匠、泥水匠和铁匠都有,也有商贾、店员和种植者。他们雇用小船,遣冒险者往邻近各国去。”19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槟城人口仅1万人,最多的为马来人,其次为印度人,再次为华人。这些华人多为南来谋食者,如谢家祠碑所记:“问有谋食远方,以致身留异国,地名槟城……”(2)。槟城最早法官狄更斯(DICKTNS)18026月在致槟城屿布政使书中,对当时槟城社会状况作了分析,并说:“此间社会上占大多数者为一般仅作小住之过路客商。”(3)可见当时华人并未把异域当作定居之地,中国南徙之客家人也是把所在国当作谋生之地,属“侨居”性质。还应该提及的是,在槟城客属人士建立仁和公司前一年,即1800(嘉庆五年)在槟城华人社会中已建造广福宫。当然,在广福宫内活动的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人氏,也有一些客家人参加,不属于客属侨团,所以,槟城嘉应会馆应属最早的客属社团。

    槟城嘉应会馆之后20年,即1821年,客籍人士在马六甲成立马六甲应和会馆。应和会馆前身为梅州众记公司,由乡贤郑泰松等主持,购入鸡场街三间屋宇为馆宇。此后一百多年间,在马来西亚成立了许多嘉应客属会馆,如:安顺会馆(建于1872)、古晋嘉应五属同乡会馆 (建于1928)4)、霹雳嘉应会馆(建于1900),还有雪兰莪嘉应会馆等。这些会馆均以嘉应五属人士为基础的同乡团体,也有以各县为单位建立的会馆,如霹雳蕉岭同乡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金宝梅江公会等,就是以聚居在同一地域的县属乡亲建立的会馆。

新加坡应和会馆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会馆之一,也是客属人士在该国建立的最早的会馆。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过了三年即1822年,由刘润德公等发起创建应和会馆,这是嘉应五属的同乡团体组织。

会馆正门有个拱形门牌,上面写着“应和会馆”,在方形的正门上面书写着“应和馆”三个大字。进门的底层大厅是“议事厅”,大厅上面显目的位置上挂着“礼义廉耻”四字的巨扁。在宽阔的大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大方桌,右边供着“关圣帝君”神位;二楼是巨大的厅堂,厅堂中间挂一幅“奔马”水墨画,画两旁一副意味深长的对联:“应时杖义兴邦业,和衷共济利人群”,就是要乡亲们团结一致、互助互爱,在异国他乡共同创业。

据说当年会馆的创建是为了团结南洋客属人士,凝结乡亲,相互关爱,共同发展。在清道光二十四年第一次重修会馆时碑记说:“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以利济为心,不必计功计德。”这就是说明客家先人立馆是为了在异乡异域互相有个照应,而不去计较功名。到了1911年应和会馆新编章程中,在序中进一步阐明宗旨:“夫会馆之设,原所以通商情,联乡谊,话桑梓以通情爱,维义山以修香火因缘,亲亲之义,百折而不散。故萍水相逢,见面若曾相识,黄焦丹荔,一睹感情。政治无越,蜚声传颂,此故时人之佳话,亦前人之佳猷也。吾人蒙前人类以无限遣徽,佩以无量感情,约同守之,以持久远。”并强调说:“我应和会馆系前人动念团体组织而成,我后起同人须体念前人之主旨,务要恪守温恭,和衷共济,毋得各存私见,一以公理为主点,则团体团结,外人不敢正视,会馆前途,正未有艾也,愿大众勉之。”应和会馆起着团结乡亲,凝聚乡情的作用。应和会馆历任会长、副会长均为德高望重之嘉应籍杰出人士,现任会长为新加坡杰出的土木工程师何焕生先生。

据介绍,客家前辈在一二百年前便开始从中国来南洋,散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成立了不少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地缘性、亲缘性客属团体。印尼早在1820年就由东帝汶客家人到泗水后,联络广东乡亲成立了惠潮嘉会馆,后来成为客家人的会馆;新加坡在1822年也成了应和会馆,这是新加坡最早的客家人的民间社团。

1923年春,客属人士汤湘霖等人鉴于客属人士南来日众,客家乡亲南下南洋,聚集而居,在异国他乡,客家人谋生困难,为了照应客家乡亲,便有组织客属公众机构之提议,获得广泛响应,并积极筹建,在柏城街建造会馆,1928年冬落成。1929年秋,由新加坡客属应和会馆与永丰大公司发起召集客家八属同乡大会,组织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建成“客总”会馆。胡文虎、汤湘霖、蓝禹甸为第一届正副会长。此后有永丰大公司、应和会馆、茶阳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惠州会馆、三和会馆、上杭同乡会等53个客属社团为基本会员,成为团结客属人士、联络乡情的重要机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东南亚各地的客家人建立客属会馆的积极性,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客属社团之一。该团体自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人均是客属最杰出人士,如汤湘霖、胡文虎、胡文豹等人,德高望重、声望卓著,成为南洋诸国客属人士的精神领袖。在南洋客属总会的大厅里,有著名客籍人士胡文虎、胡文豹昆仲纪念堂,纪念堂由知名人士肖畹香先生题字。在大厅左边,挂满了历届会长、副会长和董事等的巨幅照片,这些乡贤为新加坡建设和祖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0年南洋客属总会会址扩建,1972年完工,使内部一切设施臻于现代化,面貌焕然一新。完工后由“南洋客属总会”永远名誉顾问李光耀管理者先生主持开幕,盛极一时。1996年秋,由该会会长曾良材主持召开“第13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各国客属社团有5000多人与会,影响巨大。

此外,印尼和泰国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客属会馆。例如,印尼泗水的惠潮嘉会馆(创建

1820年)、印尼苏门答腊岛楠榜的客属公会(建于1894)、泰国客属总会(建于1929)等等。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各地客属会馆有数百个,真称得上星罗棋布,形成一支凝聚客家乡情、推动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客属会馆的成因及其形态

探讨一下客籍华侨中产生会馆的成因及其构建对研究华侨会馆文化这一独特的华侨社会形态是很有必要的。

这需要追溯一下客家人的迁徙史。

客家人南迁,自西晋永嘉五年末(公元311年)以来,经过五次大迁徙,从中原各省如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处,逐渐形成客家人的社会圈。至于客家人大批下南洋的时间,据著名的客家学开拓者罗香林说:“至于客家人士,以迁移居于南洋各地的,则以第三(公元1127年至1644年)、第四(公元1645年至1867年)、第五(公元1867年以后)次三个时期迁徙为显著。”(4)客家人大批迁徙南洋,最早是在宋末、元初。当时,南宋大将、信国公文天祥领兵抗元,在广东一带与元兵激战。1277年,文天祥率军收复梅州,由于文天祥是江西客家人,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梅州有大批客家人参加文天祥的抗元队伍,据史料记载,当时仅程乡县(今梅县)松口的卓姓人士,就聚集800名壮丁参战。后来文天祥败退潮州、崖山一带,最后失败被俘。许多参战抗元的客家人以及同乡、家属等纷纷乘船逃离,漂洋过海逃到南洋诸国,这便形成客家人大批迁徙南洋。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南洋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中核心集团是客家人,例如,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箫朝贵、石达开等均是广东、广西等地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早期活动的广东花县、广西桂平等也是客家人的地区,在初期起事中的队伍,也大多数是广东、广西客家人。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天国将领康王汪海洋率兵从福建退至梅州与清兵激战。康王兵败后,清军疯狂镇压太平军残部和客家民众,于是太平军残部及客家民众纷纷逃往海外,有从陆路经广西到安南(越南)、暹逻(泰国)和缅甸,也有从汕头海路出洋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客家人较大规模出洋的事件。据今堀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记载:“1845年至1860年客家移民突然增加。这增加原因,据云,是参加太平天国之乱,因失败而逃来的。”(5)此后,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1985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以后又陆续签订《辛丑条约》、《北京条约》、《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割地赔款,致使民不聊生、穷困潦倒。由是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使人民贫困不堪、饥不裏腹,尤其是处于粤东山区的客家人,土地贫瘠、地少人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穷山僻壤,难于生存,再加上水路从梅江、韩江经汕头港口出洋的便利,许多客家人便离乡背井,扶老携幼,结伴到称之为“七洲洋”的东南亚诸国谋生。这些客家人依靠已在当地立足的乡友亲友扶持,守望相助,立足生存;有的客家人是因为国内生存困境,向往到南洋开辟新天地,依靠亲友相助,漂洋过海到南洋的;还有一部份客家人是因为家贫,为了糊口与人贩子签约“卖猪仔,到南洋当奴隶的。据今堀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记载,当时仅在槟城,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每年就有20003000名“猪仔”运入槟城,其中许多是客家人。以上几点是客家人在南洋诸国聚居的重要原因。

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有一种说法: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数之众,分布之广,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大批客家人涌入南洋,逐渐形成客家人的社会圈,这也就为客家会馆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另外,形成客家会馆的原因还有政治社会的动因和客家人自身的因素。在清末出洋的国人并不为清朝政府所重视,甚至遭到清朝政府的歧视。清朝政府认为这些华侨是“莠民”,是“流民”,那些因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客家人就更为清政府所憎恶了。1772年,客家人罗芳伯到印尼创业。后来,他率领客家民众,在加里曼丹岛上与荷兰殖民者斗争,在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后成立“罗芳伯共和国”,时历120年。当时要求清政府承认,清政府认为他们是“莠民”而加以拒绝,当时海外华侨很难得到清政府的保护;1740年(乾隆五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巴达利亚(今雅加达)屠杀了近万名无辜的华侨,鲜血染红了红溪河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红溪惨案”。清政府得知情况后,不但不对荷兰政府交涉,反而认为这些侨民是“内地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告,孽由自取。”第二年,荷兰政府派使臣向清政府谢罪,乾隆皇帝竟然回答:“‘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庭概不闻问。”(6)荷兰总督闻讯后态度更为猖獗,变本加厉镇压华侨。华侨没有祖国的靠山,这些“海外孤儿”便产生“弃儿”的孤独感。因此,思乡恋土的情怀把他们紧紧维系在一起,在心灵上,他们有把“小家”变为“大家”的要求,以便沟通感情,以求在事业上获得支撑,在生活上获得关心,在心灵上获得抚慰。在家族、亲戚、乡亲等地缘、情缘、亲缘等基础上,有共同的需要,组织起来会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力量。

从另一方面来说,华侨,落脚异国他乡,诚属不易,生活不习惯,时有本土人欺凌外乡人的事情发生,因而常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给工作和生存造成极大的困难;再加上本国政府对华侨的冷漠,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压抑感。这种心理因素和生活压力,需要获得更多的同情和帮助,以求在陌生的异国他乡立足与发展。同时由于大多数华侨都是“穿一条裤带到南洋”的,两手空空,需要创业赚钱寄回国内养家糊口,因为邮路不畅,寄钱寄物困难,需要来回国内的同乡给予帮助,这也是客属会馆应运而生的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

第三个原因是,客家人飘洋过海来到异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生活困难;有的华侨年岁大了,落叶归根,需要回去养老,需要乡亲照应;有的华侨老死他乡,需要乡人帮助,需要有公墓安葬和有人看管;刚到异国的华侨,需要有人关照等等,基于这些原因,同乡会组织便应运而生。

明白了这些社会背景和国内外的社会状况,也就明白了侨居异域的客家人,乃至整个华侨社会何以在19世纪初开始成立各种华侨会馆;同时也就不难明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各种同乡会和同业工会,而这些华侨又如何帮助国内前来定居的新华侨安身立命,摆脱生存困境,这些新客到了南洋,除了得到家人、乡人和同行的照应外,还得到了华侨社团,包括同乡会馆的支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往来国内与南洋之间的“水客”(即“侨批员”)。职业水客是华侨与国内亲友之间联系的纽带,他们在会馆同仁或乡亲的组织下,帮助华侨带些钱或生活用品给国内亲友,再从国内带新客到国外谋生,从中赚些钱财。据统计,从19世纪初开始,单是梅州就有千余人当职业水客。

在南洋诸国的客属社团(会馆、宗亲会、行业会等),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

其一,以地缘为基础组成的。国内处于同一地区的地域,到了南洋以后,有一种邻居乡亲的亲切感,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这在身处异国的游子来说内涵显得更加深刻。这些华侨在国内时为邻居或亲戚,如果有人先到国外立足后,就会不断带家乡的人到所在国去,形成客家群体。这些人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对异国的风俗、政治、法律、规矩等很多不适应,在与当地人交往中,语言不通,文化差异,风俗不同等等,一时难于融入当地社会,甚至由于习俗的不同造成误解,从而引发许多矛盾,而国内处于同一地区的乡亲,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乃至人际交往等都能很好沟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时,能很好照应,感情上能作深度交流,再加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客家话方言,无形中就形成以地缘为中心、客家话为纽带的同乡族群。早期成立的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就是以嘉应五属地缘为中心的同乡社团。20世纪初成立的南洋客属总会在地域方面有更大的包容性,不仅有广东省嘉应州客家人,还有惠州及福建省汀州的客家人参加,其下属还包括许多地区性的社团,如,茶阳会馆、梅县会馆、丰顺会馆、兴宁会馆、五华会馆、蕉岭会馆、永定会馆等等;

其二,以血缘为基础组成的。由于南来谋生的客家人日众,许多同宗亲友也纷纷南下到南洋诸国谋生落脚,于是便产生以血缘或同族为基础的同乡团体。血缘关系团体是指同姓、同族组成的。这种血缘关系的社团,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极强的宗法观念以及辈份等级观念,他们共建会所,同修族谱,修建祠堂,供奉祖宗等等,通过这些强化血缘关系,联络感情,相互保护,同舟共济。据统计,在马来西亚槟城同姓祠堂有54所,其中如锡矿大王胡子春的“胡公司”和太平甲必丹郑景贵的“滎阳堂”等(7)最著名。到后来,这种亲缘团体也有演变为同姓团体的,这是现象是指许多同姓人,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血缘关系,只因是同姓人,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观念而组成的宗亲关系的团体,例如,1963年,新加坡许氏总会发行的《许氏宗谱》中介绍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台湾等许氏同姓团体13家。这些许姓人氏,有的有血缘关系,有的并没有血缘关系,同姓不同族(8);

其三,以同业为基础组成的。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为了谋生方便,兴起同业公会,有些人既是同乡会或宗亲会成员,又是同业公会成员,这是谋生需要和建立多种社会关系的需求。在华侨、华人中,有以商业为团体的公会,也有以教育为主的公会,还有以文化娱乐为主的公会;有以店员为主的公会,也有以木匠、泥水匠为主的公会,等等。对此后从国内新来的谋生者,这些公会会根据来者的文化水平、手艺水平、工作能力等介绍工作,并给予人身安全和工作保护;而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必须对行业公会作些贡献。由于时代变迁及当时从业者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这些资料很少保存下来,近人发现的《鲁北行规则》是记在木板上的“再立条规”,内中就记载了同业团体的一些规则,如权力与义务,奖励与惩罚等,例如,对会员中有父母妻儿者,需要交付香油银元;倘有不幸仙逝者,经行中同仁讨论,给予补贴及送丧;对同业中凶殴者给予处理;以对学了本领后离开本地到外埠谋生,然后又改名换姓回本埠者,将永久取消其行业资格等等(9)。据马来西亚的《华侨社团调查录》记载,1819世纪在马来西亚行业公会比较发达,在吉兰丹就有轩辕洋服行、建造行、兴和行(打金)等,在吉打方面则有米粟公所、咖啡公会、鲁从俱乐部等;

其四,以宗教团体为基础组成的。在南洋诸国大批华人涌入后,这些华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有许多甚至是文盲,他们大都是种橡胶、开锡矿、当搬运工等,以做苦工来谋生,居无定所、生活贫困、精神迷惘。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抚慰,便求助于宗教团体。这种宗教团体是宽泛的,有佛教,有伊斯兰教,有天主教等等。在早期的华侨、华人中,马来西亚很早便有这种宗教团体,例如,光绪三十年的《绍兰会大伯公碑记》中,便把客家先贤张理称为大伯公,把张理、丘兆进和马永春三兄弟神明化,碑云:“吾先辈昔有童子普,后改为峇峇普。”其所谓童子,系指马六甲出生的二世华侨,普即普渡(10)。又如,马来西亚海珠屿的大伯公庙是何时修建争论不休,并无定论,而在槟城的大伯公街的社德祠,也是记念客家先贤大伯公的,据重修碑记载,该街建于嘉庆十五年,可见海珠屿的大伯公庙比槟城的大伯公街建得更早。大伯公是客家行人张理,因对开发马来西亚有贡献,后人尊称他为大伯公。张理原籍系广东大埔客家人,1745年,他与同乡丘兆进及福建永定客家人马永春结伴来到海珠屿,当时海珠屿是荒无人烟的孤岛,当船只漂泊到这座荒岛时,他们便在这里劈山开路、垦荒种地,随后又带来大批客家人来此地垦荒经营,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这座荒岛变成美丽的岛屿,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便给他们建神庙,烧香火。张理为老大,人称大伯公。在大伯公庙里的匾额上书“福德正神”,当地华侨、华人把他奉为神明。久而久之,连马来西亚的各族人民都把他奉为保护神。后人在大伯公庙碑上,着:“五属之侨凡有所获,不自以为功,而归于大伯公。”(11)“五属”即嘉应州所属五个客家县,当时客家人把大伯公神明化,变成精神寄托的偶像,甚至有显灵的传说。这种宗教团体凝聚着华侨的精神力量。在马来西亚著名的青云亭中设有观音殿、关帝、天后、观音的神位。关帝是财神,为经商者的信仰对象;天后是运输、贸易的保护神;观音,在马六甲解释为:观是LOOK ON,音,则解释为VOLCE OF MANY TONES。认为他是有看万事之眼,听万声之耳,智慧非凡,是可以有求必应的慈悲之神(12),而张理三兄弟也被客家人奉为神。对神的信仰,是华侨社会的精神力量源泉,也是在异国他乡谋生时的精神慰藉。

其六,以慈善公益团体为基础的。慈善公益团体对华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具体帮助解决华侨、华人的某些生存困境。这些团体是靠富商和慈善家捐款积聚财富的。财富主要用来建学堂,造医院,筑公墓等,其次是协助乡人丧葬或者解决家庭困难的学生费用等,主要是做公益事业。但是,有也有少数人以慈善公益事业为幌子,做聚敛财富、沽名钓誉的勾当,受到正直人士的抵制。(13) 

要指出的是,这些社团互有交叉,有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几个社团的活动;这些客籍社团也多有互动,互相交往,有事时互相支援,形成具有一定势力的社会团体,对客籍华侨、华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起到有的保护作用。据统计,从1776年嘉应州梅县籍华人罗芳伯在印尼加里曼丹成立和顺公司起(该公司系工矿企业和商业性质,但因其公司大都是旅印尼客籍人士组成,带有明显的同乡会性质,因此亦可以视作华侨社团)以后各国陆续成立各种客籍社团,较有影响的除马来西亚槟城客属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外,还有世界客属总会、香港崇正总会、香港嘉应商会、泰国客属总会、印尼泗水的惠潮嘉会馆等等,这些会馆除了总会外,还有下属分散到各个城市的许多分会,香港的崇正总会在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等都有分会,真是星罗棋布,据罗英祥的《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所列,世界种地的客籍社团有上千个。

 

三、华侨客属会馆的社会特征

    200多年来,东南亚乃至世界客属社团的兴起与发展,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取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是各国华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和中国及华侨所在国的支持和关心的结果。为此,研究客属社团(以会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作用与文化现象是亟为需要的。

    东南亚客家人的多姿多彩的社团,是中国客家人大批南迁、身处异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情境下的特异社会现象。由于客家人大都聚居粤东、闽西以及赣南山区,山多田少,人口密度大,再加上以前历代政府的腐败无能,苛政猛于虎,使他们难于生存,便结伴陆续南行,而到了新的国度里,当时东南亚各国正处于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统治下,社会制度、人情风俗和生存方式均与国内有着很大差异,他们谋生不易,立足更难,因此便自发性地组织了同乡会馆,同舟共济.以保护同乡同宗的利益。综观这些团体,都具备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对象明确。一般客属同乡组织都以共同地域和客家语言为基本条件,会员具备了这两点才可以加入。例如,跨越省界的广汀公司,即以嘉应五属及大埔、丰顺等与福建省的汀州客籍人士的联合体,既有地缘关系又有共同的客家方言。宗亲组织则以同宗血缘为纽带;行业组织除地缘和语言共同外,还有以同行业为条件的。所以这些社会团体对象都是十分明确的。所谓“亲亲之义,百折而不散”就是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共同信仰。每个客家同乡社团都有共同的信仰,这是社团凝聚的思想基础。客家同乡组织大都信仰佛教,主张行善积德。慈善团体、公益团体也是以行善为怀、普渡众生为其信仰;木匠行业组织则以鲁班为其祖师爷;航海行业则以天后为其保护神。

三、共同宗旨。这些客家社团宗旨鲜明,并明确记载在章程之中,会馆中人均需恪守。新加坡应和会馆“应和”二字即为宗旨。“应”为嘉应之简称,亦可释为“应该”;“和”,即团结,“和为贵”、“和衷共济”。1843年(道光二十四年)重修该馆时碑记中首段说:“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中间一段说:“本馆于道光三年(公元1822年)创建,年来年往,物换星移。今者我同人义倾山海,气协兰芝,睹遣基之有感,发善愿而无私。”结尾文说:“以利济为心,不必计功计德。”(14)到了1911年,会馆同人公订的应和会馆新编章程第24条说:“我应和会馆系前人动念团体组织而成,我后人须体念前人之主旨,务要恪守温恭,和衷共济,毋得各存私见,一以公理为主点,则团体固结,外人不敢正视,会馆前途,正未有艾也,愿大众勉之。”(15)客家会馆组织都有共同遵循的准则,这就是团结乡亲,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会馆组织有着浓重的客家人的特征:和衷共济,患难相助。

四、组织严密。客家同乡会馆都有一整套章程,保证会馆的正常活动和发展。章程从会馆的目标、基金、人员、行业等各方面制订条款,组成董事会和监理会等,以保证会馆宗旨的贯彻执行。对会员中违反条规的也有责罚条款。例如,马来西亚最早的客家人会馆之一的槟城广汀公司,下属有广东、福建各县会馆为其基本会员,在组织上由各县会馆派出人员参加公司理事会。咸丰十年的公司董事是各府县会馆14名,以及会党5名,基尔特1名,个人4名,共24名。这里的基尔特是指影响较大的行业性组织;个人是指捐款、捐屋或捐地给会馆的有功之人。这些董事的活动都是通过章程来约束的。例如,章程的第三条规定公司宗旨为“排难解纷”,董事会权力就以此出发点对外保护客家侨民的利益,对内调解纠纷人。太平天国失败后,不少太平军将士南逃,来到东南亚各国;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多次失败后也有不少人南逃到东南亚各国;有些会党在国内受挫,也南逃南洋,这样先后有一大批国内来的华侨,其中许多为闽、粤客家人。广汀公司董事会当时就有会党成员,占了5名,从中可以看出会党对公司的影响。由于以上原因,会馆中的会党组织的严密性、神秘性和斗争性也带进会馆组织中。由于会馆有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使广大分散的会员有了凝聚力,会员的工作、生命财产也有了保障。会馆史研究专家李书城说:“会馆之成立和维持,均赖中下阶级。”(16

    五、德才兼备、精明能干的领袖人物。客家人尽管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但在历来南迁的大批官僚、士大夫带来先进的中原的文化,对客家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历来客家人都十分重视教育,文化素质较高,而到南洋的客属人士由于大多数是穷困的山民,一般说来文化素质较差。这些人有的是被“卖猪仔”而来的苦力,有的是铤而走险的山民,有的是太平天国残兵或会党之人等等。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会馆旗帜下并为之效力是较困难的。因此需要有文化素质较高、有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物当领袖。广汀会馆章程第七条就明确规定会馆董事要“才德兼备,精明能干”之人充任。这些人士在御外抚内,“排难解纷”中游刃有余,显示出才干与实力。像汤湘霖、胡文虎、胡文豹、刘润德等客家先贤,均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客籍领袖人物。

六、强有力的经济实体。经济是会馆的基础。客家会馆都十分重视发展会馆产业。在建会馆之初,经济匮乏,一般资金来源均是由个人赞助及会员交会费来维持,对捐款每一笔均作记录。例如,香港崇正总会在二十年代成立时,普通会员会费港币10元,每年交年费2元;永远名誉会员缴纳500元;凡交1万元者列为永远名誉会长。购置产业是会馆长久性的经费来源。例如,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在1801年就购置了大伯公街的馆址。新加坡应和会馆先后购置了义山店业以及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会馆馆址,70年代还建置了应和大厦等产业,其收入作为会馆活动经费。

 

三、   客属会馆的地位与作用

东南亚客属同乡会馆在世界客属华侨中创建会馆最早,会馆最多,历史悠久,给祖国和华侨居住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

    尽管东南亚各客属会馆形态多样,结构形成也不尽相同,会馆宗旨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凝结乡亲之情,联结祖国与所在国的情谊以及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作出 重要贡献:

    一、积极参加居住国的抗暴斗争。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客家人就参与了印尼抗荷和越南抗法斗争。印尼的客家人对于荷兰殖民主义者残暴统治,跟印尼人民一道奋起抗争,巴列维亚的“红溪惨案”中大批客家人被荷兰殖民者杀害就是例证;清朝客家将领冯子材支援越南的抗法部队中,就有许多越南客籍华侨、华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和马亚西亚以及印尼的客籍华侨、华人中有许多人参加当地的抗日斗争。这些都与客籍会馆的组织和鼓励分不开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印尼爪哇成立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在苏门答腊、棉兰等地都成立了“华侨抗日协会”和“反法西斯同盟会”,客家会馆发动乡亲捐钱捐物,并动员乡亲参加当地抗日斗争(1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客籍华侨又积极参加居住国的争取独立、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为所在国的独立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为居住国的经济开发做出贡献。东南亚客属会馆史研究专家刘果因说过一句极为精彩的话:在东南亚各国,“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客家人世代居住山区,以勤劳吃苦、敢于开拓著称,他们所到之处,勇于开拓,自力更生,披荆斩棘,建设家园。印尼侨领“大唐客长”罗芳伯于1772年来到印尼加里曼丹,组织客家人到坤甸采金矿,成立“兰芳公司”,延续了120年,为开发印尼开发作出贡献;马来西亚保护神“大伯公”张理,他与丘兆进、马福春三人于1745年乘船时迷失方向,漂到马来西亚的海珠屿,便在那里结伴开发土地,使海珠屿繁荣起来,死后被人尊为“大伯公”神。这些领袖人物组织客家乡亲为所在国的开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此外,像印尼的张弼士,马来西亚的叶亚莱、姚德胜等都是客家人的典范。

     三、为居住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奠基式和开拓性的工作。客家人原本多为中原士族和官吏,文化教育事业较发达,文化素养较高。辗转南迁后,他们虽然历尽艰辛,忙于耕种糊口,但对教育却极为重视,宁愿饿肚子也要送子女上学。客家先民来到南洋后,他们感到南来客人日众,而当地的教育基础落后,因此教育后代并使之融入当地社会变成当务之急,于是他们率先集资兴学。新加坡应和会馆在会馆总理黄沄辉、汤湘霖等领导下,于1904年率先成立应新学校,据新加坡著名教育家谢戚莱亚博士(DDCHELLAH)称:“新加坡之新式学校,最先建立的是应新学校,然后一连串的华文小学相继成立,由1906年至1909年之间,养正、启发、端蒙、道南分别诞生。”(18)而在此前,印尼客籍侨领在巴达维亚的中华会馆创立于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华学堂。此后,印尼华侨、华人纷纷筹资建校,到1949年已达724所,学生有17万人。华侨会馆办学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奠定了当地的教育基础,提高于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所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海外华侨不仅办学兴教,而且还办报。据记载,东南亚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新加坡华人薛有礼于1881年创办的《叻报》,到1932年停刊。闽西客家人胡文虎是“报业大王”,后迈向“报业巨子”之路。他从1928年创办《星报》以来,以后又陆续创办《星洲日报》、《星槟日报》,并接办新加坡《总汇报》及曼谷的《星暹日报》、《星暹晚报》等,有力推动东南亚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些文化活动中,各地的客家会馆中人大力推进,投进大量资金和人力,培养了大量的报业人才,对各国的文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侨居在国外的客籍先民,对祖国一往情深,关切祖国的命运,知恩图报,情系中华。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1905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客籍华侨在海外为之募捐提供经费。据统计,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成功,客籍华侨捐款达700800万港元之多(20)。不少客籍华侨、华人还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原籍广东嘉应州的梁密庵、谢逸桥、温靖侯、温才生、谢良牧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有的英勇牺牲,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东南亚客属会馆也纷纷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印尼客籍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号召华侨抵制日货,使用国货,东南亚各国华侨纷纷响应。东南亚各国客属会馆还纷纷捐资支持国内抗战。1938年,南洋各地成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赠祖国难民总会”,各地客属会馆纷纷参加这一运动。据民国二十九年《梅县要览》记载,东南亚部分华侨团体捐资8次约8万元,还捐大米和大批枪枝、药物等。在这时期,客籍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抗战,出现一批奋勇杀敌的热血儿女。

客籍会馆对祖国经济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些华侨在客家山村往往留下父母、妻儿子女,只身闯南洋,根在祖国,。客家人有个特点:乡土观念强,上孝下爱。他们赚了点钱便千方百计寄回或托人带回国内,置地购屋、奉老养小。奔走于南洋与祖国之间的“水客”便应运而生。这方面客属会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客籍侨领还身体力行,捐资给内地办学,办医院和发展实业等。马来亚侨领胡文虎、胡文豹昆仲及印尼侨领张弼士等都对祖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以“实业兴邦”著称的张弼士,本世纪初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产品在首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上首获金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在广西、广东等地兴办许多实业,为发展祖国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客籍华侨情系家乡,在家乡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为家乡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胡文虎在30年代初向国民政府提出捐资350万元,拟在全国兴办1000所中、小学校,后来在全国建成学校300间,后来因抗战爆发而使计划无法实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早期东南亚各国的客属会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客籍华侨在居住国遵纪守法,与居住国的政府和人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开展居住国的经济和建设、抵抗外国侵略势力和争取民族独立流血流汗,功不可没。这些也得到居住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但是,早期东南亚诸国的客籍华侨,都是以华侨身份参与的所在国的活动的,他们大都没有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的根在故乡,中国是他们的祖国和归宿。他们大都把在异国的事业当作谋生手段,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魂归唐山的。这一时期客属会馆多数冠以“X X(国家)客属华侨公会”或“X X(国家)客属华侨总会”名称,而他们的居住国主政者也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有时对他们的社团活动乃至经济活动给予诸多限制;有些国家某一特定时期也会发生排华事件,甚至使用暴力,有的排华事件还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这样反而促使这些华侨加深自己的侨居心理,认为自己处境如浮萍,无安定感,从而更加从心理上依赖祖国。而在祖国的亲人又使他们魂牵梦萦,所以当时的客属会馆事实上是中国的客家人在侨居国的民间组织,是维系乡情、排难解忧、维系华侨居住国与祖国民间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对居住国和祖国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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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人时代

 

 四、从华侨到华人:身份与地位的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东南亚诸国华侨转向为华人的重要标志,也是客属华侨会馆转向为客属华人会馆的标志性年代(一般以1945年为年代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从英、荷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纷纷宣布独立。独立后国家的人民掌握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自己的命运,他们积极投入重建家园的建设中去。由于华侨人口在东南亚各国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尤其是经济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研究华侨地位及其对策。由于历史原因,以往不少国家的华侨只具有中国国籍或具有中国与所在国的双重国籍,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大都不主张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他们要求华侨转为单一国籍,主要是要求加入居住国国籍;对只具有中国国籍的华侨,他们在政策上采取限制、融化的华侨政策,即尽可能把华侨归化为其本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也宣布不再实行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并且尽快融入居住国社会中去。而许多华侨由于已在居住国安家乐业,生儿育女,有了自己的房屋、产业和事业等,他们为了生存和自身的发展,纷纷加入居住国国籍,变为居住国的华人族群。这样大批华侨便融入居住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马来西亚政府就在与华侨领袖达成协议规定:许多民族的华人,将自动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或者通过申请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在印尼政府1945111日公布的《印尼共和国宣言》中说:“我们将实行我们的独立政策,我们的国籍方案是使亚洲侨民及欧洲侨民后裔,迅速成为真正的印尼人,成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对于华侨子女,有许多国家规定,凡是在该国出生的孩子将自动成为该国公民。泰国在上世纪50年代法令规定,在泰国出生的人自动享有泰国籍,连续在泰国居住10年以上的外侨也可以申请加入泰国国籍,因此,在泰国加入该国国籍的华侨比率非常高。在50年代,泰国的华侨不足30万人,到了20世纪末,在泰国华侨、华人总数已经达到7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人,占该国人口的12%

    我国政府很注意区别华侨、华人的态度,对于华侨和华人的政策也是有所不同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访问缅甸时就曾指出:“作为华侨就不是缅甸公民,应该有华侨的态度,侨民应该不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只是侨民内部和缅甸人民来往是可以的,但不能参加政治活动。譬如他们的政党、选举、缅甸的一切政治组织,我们都不能参加,这是应该分开的一个界限。”对于选择居住国国籍的华人,他们已经不再是华侨,而是居住国的公民。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凡是在政治上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缅甸国籍和成为缅甸公民,就不应该参加华侨团体。作为华侨和作为朋友亲戚要有个界限分清一下,这样大家就相安无事了。”(20

    由于东南亚各国的独立后大批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以及中国政府不主张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使华侨与华人的问题做出严格的区别,从而使长期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据统计,东南亚客籍华侨、华人大概有410万人,当华侨、华人居住国未独立前,约有123万人加入居住国国籍;当他们所居住国宣布独立后,先后有369万人加入居住国国籍,占华侨总数的90%。在客籍华侨最多的印尼,客籍华侨加入印尼国籍的有110多万人,占客籍华侨的90%以上(21。大多数华侨转变为所在国的公民后,身份地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认同所在国为新的祖国,而中国成为他们的母国。由于他们对祖国观念内涵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他们也由华侨时代的“落叶归根”变为华人时代的“落地生根”了。  

由于国籍的变化,大批华侨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们不再具备中国籍的身份了,告别了以往的祖国,认同了新的祖国。这对他们来说虽然是痛苦的抉择,但由于他们原本就在居住国安身立命,与当地政府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早已融进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因此对他们在生活、事业、家庭等各方面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再加上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对原来华侨社团有着诸多的限制,华侨入籍后许多限制被取消,华人的各种待遇有质的变化。当地政府不允许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社团仍以华侨社团形式存在,限令他们按居住国的有关政策、法令,以居住国公民社团身份重新注册登记。这样,所有客籍社团名称全都去掉“中国”及“华侨”字样,而改以居住国冠名的客属会馆。由于华侨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就标志着客属会馆由华侨时代转变为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了。

 

五、  从“外侨”到“国民”:客属会馆的本质区别及其特征与地位

    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与华侨时代的客属会馆比较,既有血缘亲缘关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由于华侨国籍的变化带来华人根本观念的变化,这是极为明显的。具体说来,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变化特征:

    一、“忠”的观念明显转变。客籍华侨在加入所在国国籍后,立刻从中国公民转变为所在国的公民。这对有强烈的祖国观念和忠贞观念的原中国公民来说,完成这一转变有着痛苦的心理历程。他们原先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瞬间变成了“他国”,或者可以这样说变成了母国,以往华侨常说“莫把他乡当故乡”,而在作出国籍抉择后,“他乡”成了“故乡”,而原来的“故乡”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他乡”了!这看似程序上的颠倒,实际上是观念上的颠倒,无疑对这些变化引起的心理震荡是巨大的。但对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离乡背井闯荡异国谋生的客家人,也敢于正视这种严酷的现实。毕竟,现实是,以往被视为“异国他乡”的新的祖国是他们赖于生存之地,是有恩于己的国度,当然有义务、有权力为新的祖国尽责尽忠,客家人对“恩”是不会忘怀的。由于原来效忠的祖国变成了母国,华语变成了母语,“忠”的观念也就作180度的大转移,他们应该也必须效忠于新的祖国。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他们就必须以居住国公民身份来从事各种活动,同时也享受居住国公民的各种待遇。客属会馆的会员在完成国籍上的转变和组织上的转变后,其活动的内容、会馆的宗旨等都必须在效忠新的祖国前提下层开,从而会馆也便起了质的巨变。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华人的传统观念也有根本性转变。以往许多客籍华侨都以在外谋生,赚了钱后荣归故里为自己的夙愿,在家乡购田置屋、养活家人,待到年迈力衰时“叶落归根”,返回故里,含饴弄孙、安度晚年。而加入居住国国籍后,尽管老一代人还念念不忘祖屋祖地以及家乡亲人,但由于落籍新的国度,不可能再“叶落归根”,只能老死他乡、“魂归故里”了。也就是说,这些客籍老华人必须从华侨时代传统观念的“叶落归根”转变为华人时代的“落地生根”,——在新的国度里扎根生长。

而这时期的客籍会馆对会员的这种观念转变起了调节、磨合和促进作用,例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每年春节都举办敬老会,给老年人发红包,以乡情、乡音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来抚慰老人的心;有些社团还兴办一些家乡的文艺节目,唱客家山歌,演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文艺节目让乡亲们不忘家乡的山山水水,还有请新来的华侨介绍情况,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二、会馆产业的转变和发展。由于华侨归化为居住国的公民,原来华侨社团的资产也就从“侨产”转为居住国华人社团的资产。由于华人社团享有居住国公民团体的一切权力与义务,居住国政府给予保护和照顾,使许多华人的会馆产业得以发展。新加坡应和会馆1958年统计资产时计有:荷兰律双龙义山地皮、会馆馆址、直落亚逸街店面等产业11座,后来除应和会馆馆址作为新加坡国家文物给予保留外,其余地块、房屋等先后为政府征用,政府给予赔偿。该会馆将赔偿金购置地皮建筑楼高19层的应和大厦,出租收益为会馆经费。据了解,客籍华侨归化居住国后,由于各方面努力,会馆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成为会馆的重要经济来源。

    三、会馆的文化教育日趋发达。东南亚的各国客属会馆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在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前,客属会馆办的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异常发达,几乎各国的重要城市都有华侨中学和小学,有的达几十所之多,例如印尼雅加达的巴城中学,新加坡的应新学校等就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东南亚各国独立后,由于各国政府政治的需要,对华侨、华人实行歧视性政策,压制甚至取消华文教育,有的甚至禁止开办华文学校,印尼政府就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华文教育,全国除了《印度尼西亚日报》保留部份中文外,对所有中文书籍都禁止,连华人占大多数而又以华人为政府首脑的新加坡政府,也采用压制华文学校的政策。经过多年的严厉措施以后,许多国家发现中国政府影响日大,华文影响也与日俱增,于是,有些国家有条件地重新允许办华文学校。在这方面客籍会馆和其他会馆一样积极办学,力促华文教育的发展。客籍会馆还努力发展文化交流,如,举办客家山歌演唱会,邀请梅州汉剧团、山歌剧团访问演出等,南洋客属总会自己组织乐团在国内演出。1995年会长曾良材还带团到西马作亲善交流演出。

    四、寻根问祖的活动逐年扩展。老一代华人大都来自中国,他们生活在客家山村,长在客家山村,到南洋落脚后往往还要赡养国内老小,还要购置产业,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根在唐山。当他们遽然改变国籍后,心理失衡,加深了对故国山河、亲朋至友的思念之情。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对祖国籍地的淡薄,更使他们燃起寻根问祖之情,因而各种寻根问祖的旅游团应运而生。这几年海外客籍会馆组团来华祭黄陵,到中原寻根,到梅州、汀州祭祖的客籍人士难于计数。各国的客籍会馆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组织工作。

    五、世界性的客属组织迅猛发展。本世纪20年代末,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成立以后,推动了英、荷两属53个客属公会的建立,各国客属总会之间关系密切。但东南亚各国独立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与各国客属会馆关系逐渐脱离,各自为政,各自发展。19219月香港成立的崇正总会,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尼、印度、澳洲雪梨、南非、毛里求斯等国成立了崇正分会,成为世界性的客家人组织的联合体。1971928日是香港崇正总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该会特邀世界各地47个客属社团250名代表参加,会上决定将此次大会定为“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以后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要城市举办,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及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先后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第12次恳亲大会于1994年在号称“客都”的梅州市举行,第13次大会于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今年将在陕西西安举办“第21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这同时,世界性的宗亲会也在发展,东南亚有些宗亲会组织还组团到中国梅州、汀州及中原寻根。如今。以东南亚各国和香港为主体的客属社团正走向世界性的联合体,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华人时代客属会馆社团组织的新走向。

    六、捐赠和促进客家地区发展经济的投资。在这方面东南亚华人会馆作了许多效率颇高的组织工作。南洋客属总会名誉会长姚美良先生,就曾多次组织同乡团体对中国作大量的捐赠活动。由于东南亚各国及其他各国华人会馆的努力,他们对祖居地的梅州、汀州等进行大量捐赠,修桥筑路,办学校,建医院,开工厂,辟农场,作了大量的公益事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南亚各国客属会馆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程。过去,东南亚客属会馆对所在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如今,客属会馆融入所在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对有着血缘关系的母国的联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东南亚客籍会馆的功绩无疑会载入史册的。

 

 

    注释:

      <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第13页。

      邝国祥:<成立一百五十年的本城嘉应会馆),原载(光华日刊)民国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载民国卅九年二月十六日<光华日报)o

     罗香林:《客家导论》

     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44页。

     转引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3页。

     载《槟城华人社团通讯录》第十一期15页(1961年)。

     载《许氏宗谱》(1963年),新加坡许氏总发行。《许氏宗谱》介绍有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台湾等地许氏同宗团体。单是新加坡许氏同姓团体(许氏总会、许氏公会、许氏高阳堂、许氏家族、许氏宗亲会等)13家,认为有共同祖先的各地许氏,虽然根据族谱等调查系谱,但仅是同姓,根本不是同族。

     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9598页;

10)同(9)注释;

11)刘果因:《槟城嘉应会馆在马华历史上的地位》(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第30页,1987年)

12)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2728页。

13同(12)注释,第8586页。

14)林志《馆名考》(新加坡《应和会馆一百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85页)。

15)林志《馆名考》(新加坡《应和会馆一百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87页。

16)李书城:《槟城嘉应会馆一百七十周年纪念记叙》,载1971年《星洲特刊》。

17)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

18)《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载1987年《新加坡应和会馆一百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26页。

19)《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161页。

20)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2728页。

21)同(12)注释,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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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侨华人时代

--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成因及其地位和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丘峰(2万字)

 

   东南亚诸国是客籍华侨、华人最多的地方。这是因为粤东和闽西山区的客家人离海较近,多从汕头及福州、厦门出海走向东南亚各国。

   会馆文化在人类文化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客属会馆是中国客家人到了海外之后,在侨居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客家人侨居国外后,一般人称之为“客籍”,其所属同乡会等组织形式泛称为“客属”,其会馆(包括同乡会、宗亲会、行业会等等)统称为“客属会馆”。海外客属会馆这一特有的社区文化现象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变迁,其内容、形式及地位与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内涵和不同的历史作用。东南亚地区客属会馆文化经历了“华侨时代”和“华人时代”两个不同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会馆地位有着质的变化,这标志着会馆文化进入更务实、更有深度的阶段。

    客属会馆是客籍华侨社团,会员大都是同乡同宗,这是客属华侨在居住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客籍华侨较早建立会馆和发展会馆文化的国家。本文拟从华侨史角度上,以客家人最早建立的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这两个具有典型性的会馆为例,来论述客籍会馆对中国和所在国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客属会馆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中国形势剧变,清政府腐败无能,与日本、俄国以及英国、法国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大批劳苦群众纷纷出洋谋生,有的被殖民主义者当“猪仔”卖到南洋各国当奴隶,南来的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日益增多,于是形成了各种同乡、同宗性质的社团组织。嗣后,由于形势发展和人数的日增,便逐渐组成会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客籍会馆发展极为迅速,人数众多。

这些会馆有以国内的县或镇为单位的,如,梅县会馆、茶阳会馆等;有以州、府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如,新、马等国的嘉应会馆、永定会馆等;有以州、县、府结合的会馆,如,惠潮嘉会馆(惠州、潮州和嘉应州);也有省与省之间由于语系相同而结成的会馆,像广东客家人与福建客家人结成的会馆,如,广东嘉应州与福建汀州结成一体的广汀公司;还有县、市与省之间结成的会馆,如广州、肇庆、惠州结成的广东会馆等等,这些都属于同乡会馆;另一种是由宗亲结成的会馆,这主要是由聚居在同一国度的同宗人氏,如谢氏、刘氏等等结成的会馆。根据1939年出版的《南洋年鉴》(傅无闷编)记载,清道光年间在马来亚马六甲成立的就有永春会馆、林氏西河堂等属同乡同族的会馆47个,其中不少是客家人的会馆,如,茶阳会馆等。这些会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在国的形势变化,有的寿终正寝,有的与其他会馆合并,有的由于种种原因被所在国禁止等等,也有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伸至现在。

在这些会馆自身发展过程中,广大华侨、华人创造出一种令人瞩目的会馆文化,对侨居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直到现在,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会馆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的华裔客籍领导人还亲自担任会馆的重要职务,例如,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祖籍为广东大埔,他亲自担任新加坡最大的客籍社团南洋客属总会的顾问,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召开客属世界恳亲大会时也亲自出席。

   在这些灿若星河的客属会馆中,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会馆,本文拟以这两个会馆为例,阐释客属会馆文化及其所在国的积极作用。

槟城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最早建立的客属会馆。1786811日英人莱佛士率兵占领槟城,15年之后,即1801(嘉庆六年辛酉)广东嘉应州客属人士在槟城成立同乡会团体,初名叫“仁和公司”,以后又称“客公司”、“嘉应馆”、“嘉应州公司”、“嘉应会馆”,数名并用,这是一间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华侨地缘、人缘、亲缘性质的同乡组织。“嘉应会馆”之称是1923年定名的,并获当时政府批准(1)。

嘉应五属是指清朝嘉应州所辖之五县地域,即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五县,这五县是属纯客家县,同讲方言客家话,地域相连,有着密切的地缘、人缘和亲缘关系。嘉应五属地处粤东山区,与闽、赣交界,客家先民从韩江、梅江顺流而下,经汕头出海到南洋诸国,在各国形成客家族群,由于身在异国,漂流异乡,在生活上、感情上和事业上都有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的需要,客属会馆便应运而生,马来西亚槟城客家人便最早成立了槟城嘉应会馆。

    关于华侨在槟城聚居的记载,最早见于开辟槟城的英国人赖特在1794年写的:“华人在居地中最堪重视,男女老幼凡三千人。他们执业不一,木匠、泥水匠和铁匠都有,也有商贾、店员和种植者。他们雇用小船,遣冒险者往邻近各国去。”19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槟城人口仅1万人,最多的为马来人,其次为印度人,再次为华人。这些华人多为南来谋食者,如谢家祠碑所记:“问有谋食远方,以致身留异国,地名槟城……”(2)。槟城最早法官狄更斯(DICKTNS)18026月在致槟城屿布政使书中,对当时槟城社会状况作了分析,并说:“此间社会上占大多数者为一般仅作小住之过路客商。”(3)可见当时华人并未把异域当作定居之地,中国南徙之客家人也是把所在国当作谋生之地,属“侨居”性质。还应该提及的是,在槟城客属人士建立仁和公司前一年,即1800(嘉庆五年)在槟城华人社会中已建造广福宫。当然,在广福宫内活动的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人氏,也有一些客家人参加,不属于客属侨团,所以,槟城嘉应会馆应属最早的客属社团。

    槟城嘉应会馆之后20年,即1821年,客籍人士在马六甲成立马六甲应和会馆。应和会馆前身为梅州众记公司,由乡贤郑泰松等主持,购入鸡场街三间屋宇为馆宇。此后一百多年间,在马来西亚成立了许多嘉应客属会馆,如:安顺会馆(建于1872)、古晋嘉应五属同乡会馆 (建于1928)4)、霹雳嘉应会馆(建于1900),还有雪兰莪嘉应会馆等。这些会馆均以嘉应五属人士为基础的同乡团体,也有以各县为单位建立的会馆,如霹雳蕉岭同乡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金宝梅江公会等,就是以聚居在同一地域的县属乡亲建立的会馆。

新加坡应和会馆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会馆之一,也是客属人士在该国建立的最早的会馆。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过了三年即1822年,由刘润德公等发起创建应和会馆,这是嘉应五属的同乡团体组织。

会馆正门有个拱形门牌,上面写着“应和会馆”,在方形的正门上面书写着“应和馆”三个大字。进门的底层大厅是“议事厅”,大厅上面显目的位置上挂着“礼义廉耻”四字的巨扁。在宽阔的大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大方桌,右边供着“关圣帝君”神位;二楼是巨大的厅堂,厅堂中间挂一幅“奔马”水墨画,画两旁一副意味深长的对联:“应时杖义兴邦业,和衷共济利人群”,就是要乡亲们团结一致、互助互爱,在异国他乡共同创业。

据说当年会馆的创建是为了团结南洋客属人士,凝结乡亲,相互关爱,共同发展。在清道光二十四年第一次重修会馆时碑记说:“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以利济为心,不必计功计德。”这就是说明客家先人立馆是为了在异乡异域互相有个照应,而不去计较功名。到了1911年应和会馆新编章程中,在序中进一步阐明宗旨:“夫会馆之设,原所以通商情,联乡谊,话桑梓以通情爱,维义山以修香火因缘,亲亲之义,百折而不散。故萍水相逢,见面若曾相识,黄焦丹荔,一睹感情。政治无越,蜚声传颂,此故时人之佳话,亦前人之佳猷也。吾人蒙前人类以无限遣徽,佩以无量感情,约同守之,以持久远。”并强调说:“我应和会馆系前人动念团体组织而成,我后起同人须体念前人之主旨,务要恪守温恭,和衷共济,毋得各存私见,一以公理为主点,则团体团结,外人不敢正视,会馆前途,正未有艾也,愿大众勉之。”应和会馆起着团结乡亲,凝聚乡情的作用。应和会馆历任会长、副会长均为德高望重之嘉应籍杰出人士,现任会长为新加坡杰出的土木工程师何焕生先生。

据介绍,客家前辈在一二百年前便开始从中国来南洋,散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成立了不少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地缘性、亲缘性客属团体。印尼早在1820年就由东帝汶客家人到泗水后,联络广东乡亲成立了惠潮嘉会馆,后来成为客家人的会馆;新加坡在1822年也成了应和会馆,这是新加坡最早的客家人的民间社团。

1923年春,客属人士汤湘霖等人鉴于客属人士南来日众,客家乡亲南下南洋,聚集而居,在异国他乡,客家人谋生困难,为了照应客家乡亲,便有组织客属公众机构之提议,获得广泛响应,并积极筹建,在柏城街建造会馆,1928年冬落成。1929年秋,由新加坡客属应和会馆与永丰大公司发起召集客家八属同乡大会,组织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建成“客总”会馆。胡文虎、汤湘霖、蓝禹甸为第一届正副会长。此后有永丰大公司、应和会馆、茶阳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惠州会馆、三和会馆、上杭同乡会等53个客属社团为基本会员,成为团结客属人士、联络乡情的重要机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东南亚各地的客家人建立客属会馆的积极性,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客属社团之一。该团体自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人均是客属最杰出人士,如汤湘霖、胡文虎、胡文豹等人,德高望重、声望卓著,成为南洋诸国客属人士的精神领袖。在南洋客属总会的大厅里,有著名客籍人士胡文虎、胡文豹昆仲纪念堂,纪念堂由知名人士肖畹香先生题字。在大厅左边,挂满了历届会长、副会长和董事等的巨幅照片,这些乡贤为新加坡建设和祖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0年南洋客属总会会址扩建,1972年完工,使内部一切设施臻于现代化,面貌焕然一新。完工后由“南洋客属总会”永远名誉顾问李光耀管理者先生主持开幕,盛极一时。1996年秋,由该会会长曾良材主持召开“第13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各国客属社团有5000多人与会,影响巨大。

此外,印尼和泰国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客属会馆。例如,印尼泗水的惠潮嘉会馆(创建

1820年)、印尼苏门答腊岛楠榜的客属公会(建于1894)、泰国客属总会(建于1929)等等。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各地客属会馆有数百个,真称得上星罗棋布,形成一支凝聚客家乡情、推动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客属会馆的成因及其形态

探讨一下客籍华侨中产生会馆的成因及其构建对研究华侨会馆文化这一独特的华侨社会形态是很有必要的。

这需要追溯一下客家人的迁徙史。

客家人南迁,自西晋永嘉五年末(公元311年)以来,经过五次大迁徙,从中原各省如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处,逐渐形成客家人的社会圈。至于客家人大批下南洋的时间,据著名的客家学开拓者罗香林说:“至于客家人士,以迁移居于南洋各地的,则以第三(公元1127年至1644年)、第四(公元1645年至1867年)、第五(公元1867年以后)次三个时期迁徙为显著。”(4)客家人大批迁徙南洋,最早是在宋末、元初。当时,南宋大将、信国公文天祥领兵抗元,在广东一带与元兵激战。1277年,文天祥率军收复梅州,由于文天祥是江西客家人,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梅州有大批客家人参加文天祥的抗元队伍,据史料记载,当时仅程乡县(今梅县)松口的卓姓人士,就聚集800名壮丁参战。后来文天祥败退潮州、崖山一带,最后失败被俘。许多参战抗元的客家人以及同乡、家属等纷纷乘船逃离,漂洋过海逃到南洋诸国,这便形成客家人大批迁徙南洋。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南洋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中核心集团是客家人,例如,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箫朝贵、石达开等均是广东、广西等地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早期活动的广东花县、广西桂平等也是客家人的地区,在初期起事中的队伍,也大多数是广东、广西客家人。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天国将领康王汪海洋率兵从福建退至梅州与清兵激战。康王兵败后,清军疯狂镇压太平军残部和客家民众,于是太平军残部及客家民众纷纷逃往海外,有从陆路经广西到安南(越南)、暹逻(泰国)和缅甸,也有从汕头海路出洋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客家人较大规模出洋的事件。据今堀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记载:“1845年至1860年客家移民突然增加。这增加原因,据云,是参加太平天国之乱,因失败而逃来的。”(5)此后,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1985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以后又陆续签订《辛丑条约》、《北京条约》、《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割地赔款,致使民不聊生、穷困潦倒。由是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使人民贫困不堪、饥不裏腹,尤其是处于粤东山区的客家人,土地贫瘠、地少人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穷山僻壤,难于生存,再加上水路从梅江、韩江经汕头港口出洋的便利,许多客家人便离乡背井,扶老携幼,结伴到称之为“七洲洋”的东南亚诸国谋生。这些客家人依靠已在当地立足的乡友亲友扶持,守望相助,立足生存;有的客家人是因为国内生存困境,向往到南洋开辟新天地,依靠亲友相助,漂洋过海到南洋的;还有一部份客家人是因为家贫,为了糊口与人贩子签约“卖猪仔,到南洋当奴隶的。据今堀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记载,当时仅在槟城,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每年就有20003000名“猪仔”运入槟城,其中许多是客家人。以上几点是客家人在南洋诸国聚居的重要原因。

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有一种说法: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数之众,分布之广,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大批客家人涌入南洋,逐渐形成客家人的社会圈,这也就为客家会馆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另外,形成客家会馆的原因还有政治社会的动因和客家人自身的因素。在清末出洋的国人并不为清朝政府所重视,甚至遭到清朝政府的歧视。清朝政府认为这些华侨是“莠民”,是“流民”,那些因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客家人就更为清政府所憎恶了。1772年,客家人罗芳伯到印尼创业。后来,他率领客家民众,在加里曼丹岛上与荷兰殖民者斗争,在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后成立“罗芳伯共和国”,时历120年。当时要求清政府承认,清政府认为他们是“莠民”而加以拒绝,当时海外华侨很难得到清政府的保护;1740年(乾隆五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巴达利亚(今雅加达)屠杀了近万名无辜的华侨,鲜血染红了红溪河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红溪惨案”。清政府得知情况后,不但不对荷兰政府交涉,反而认为这些侨民是“内地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告,孽由自取。”第二年,荷兰政府派使臣向清政府谢罪,乾隆皇帝竟然回答:“‘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庭概不闻问。”(6)荷兰总督闻讯后态度更为猖獗,变本加厉镇压华侨。华侨没有祖国的靠山,这些“海外孤儿”便产生“弃儿”的孤独感。因此,思乡恋土的情怀把他们紧紧维系在一起,在心灵上,他们有把“小家”变为“大家”的要求,以便沟通感情,以求在事业上获得支撑,在生活上获得关心,在心灵上获得抚慰。在家族、亲戚、乡亲等地缘、情缘、亲缘等基础上,有共同的需要,组织起来会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力量。

从另一方面来说,华侨,落脚异国他乡,诚属不易,生活不习惯,时有本土人欺凌外乡人的事情发生,因而常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给工作和生存造成极大的困难;再加上本国政府对华侨的冷漠,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压抑感。这种心理因素和生活压力,需要获得更多的同情和帮助,以求在陌生的异国他乡立足与发展。同时由于大多数华侨都是“穿一条裤带到南洋”的,两手空空,需要创业赚钱寄回国内养家糊口,因为邮路不畅,寄钱寄物困难,需要来回国内的同乡给予帮助,这也是客属会馆应运而生的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

第三个原因是,客家人飘洋过海来到异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生活困难;有的华侨年岁大了,落叶归根,需要回去养老,需要乡亲照应;有的华侨老死他乡,需要乡人帮助,需要有公墓安葬和有人看管;刚到异国的华侨,需要有人关照等等,基于这些原因,同乡会组织便应运而生。

明白了这些社会背景和国内外的社会状况,也就明白了侨居异域的客家人,乃至整个华侨社会何以在19世纪初开始成立各种华侨会馆;同时也就不难明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各种同乡会和同业工会,而这些华侨又如何帮助国内前来定居的新华侨安身立命,摆脱生存困境,这些新客到了南洋,除了得到家人、乡人和同行的照应外,还得到了华侨社团,包括同乡会馆的支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往来国内与南洋之间的“水客”(即“侨批员”)。职业水客是华侨与国内亲友之间联系的纽带,他们在会馆同仁或乡亲的组织下,帮助华侨带些钱或生活用品给国内亲友,再从国内带新客到国外谋生,从中赚些钱财。据统计,从19世纪初开始,单是梅州就有千余人当职业水客。

在南洋诸国的客属社团(会馆、宗亲会、行业会等),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

其一,以地缘为基础组成的。国内处于同一地区的地域,到了南洋以后,有一种邻居乡亲的亲切感,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这在身处异国的游子来说内涵显得更加深刻。这些华侨在国内时为邻居或亲戚,如果有人先到国外立足后,就会不断带家乡的人到所在国去,形成客家群体。这些人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对异国的风俗、政治、法律、规矩等很多不适应,在与当地人交往中,语言不通,文化差异,风俗不同等等,一时难于融入当地社会,甚至由于习俗的不同造成误解,从而引发许多矛盾,而国内处于同一地区的乡亲,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乃至人际交往等都能很好沟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时,能很好照应,感情上能作深度交流,再加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客家话方言,无形中就形成以地缘为中心、客家话为纽带的同乡族群。早期成立的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就是以嘉应五属地缘为中心的同乡社团。20世纪初成立的南洋客属总会在地域方面有更大的包容性,不仅有广东省嘉应州客家人,还有惠州及福建省汀州的客家人参加,其下属还包括许多地区性的社团,如,茶阳会馆、梅县会馆、丰顺会馆、兴宁会馆、五华会馆、蕉岭会馆、永定会馆等等;

其二,以血缘为基础组成的。由于南来谋生的客家人日众,许多同宗亲友也纷纷南下到南洋诸国谋生落脚,于是便产生以血缘或同族为基础的同乡团体。血缘关系团体是指同姓、同族组成的。这种血缘关系的社团,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极强的宗法观念以及辈份等级观念,他们共建会所,同修族谱,修建祠堂,供奉祖宗等等,通过这些强化血缘关系,联络感情,相互保护,同舟共济。据统计,在马来西亚槟城同姓祠堂有54所,其中如锡矿大王胡子春的“胡公司”和太平甲必丹郑景贵的“滎阳堂”等(7)最著名。到后来,这种亲缘团体也有演变为同姓团体的,这是现象是指许多同姓人,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血缘关系,只因是同姓人,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观念而组成的宗亲关系的团体,例如,1963年,新加坡许氏总会发行的《许氏宗谱》中介绍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台湾等许氏同姓团体13家。这些许姓人氏,有的有血缘关系,有的并没有血缘关系,同姓不同族(8);

其三,以同业为基础组成的。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为了谋生方便,兴起同业公会,有些人既是同乡会或宗亲会成员,又是同业公会成员,这是谋生需要和建立多种社会关系的需求。在华侨、华人中,有以商业为团体的公会,也有以教育为主的公会,还有以文化娱乐为主的公会;有以店员为主的公会,也有以木匠、泥水匠为主的公会,等等。对此后从国内新来的谋生者,这些公会会根据来者的文化水平、手艺水平、工作能力等介绍工作,并给予人身安全和工作保护;而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必须对行业公会作些贡献。由于时代变迁及当时从业者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这些资料很少保存下来,近人发现的《鲁北行规则》是记在木板上的“再立条规”,内中就记载了同业团体的一些规则,如权力与义务,奖励与惩罚等,例如,对会员中有父母妻儿者,需要交付香油银元;倘有不幸仙逝者,经行中同仁讨论,给予补贴及送丧;对同业中凶殴者给予处理;以对学了本领后离开本地到外埠谋生,然后又改名换姓回本埠者,将永久取消其行业资格等等(9)。据马来西亚的《华侨社团调查录》记载,1819世纪在马来西亚行业公会比较发达,在吉兰丹就有轩辕洋服行、建造行、兴和行(打金)等,在吉打方面则有米粟公所、咖啡公会、鲁从俱乐部等;

其四,以宗教团体为基础组成的。在南洋诸国大批华人涌入后,这些华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有许多甚至是文盲,他们大都是种橡胶、开锡矿、当搬运工等,以做苦工来谋生,居无定所、生活贫困、精神迷惘。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抚慰,便求助于宗教团体。这种宗教团体是宽泛的,有佛教,有伊斯兰教,有天主教等等。在早期的华侨、华人中,马来西亚很早便有这种宗教团体,例如,光绪三十年的《绍兰会大伯公碑记》中,便把客家先贤张理称为大伯公,把张理、丘兆进和马永春三兄弟神明化,碑云:“吾先辈昔有童子普,后改为峇峇普。”其所谓童子,系指马六甲出生的二世华侨,普即普渡(10)。又如,马来西亚海珠屿的大伯公庙是何时修建争论不休,并无定论,而在槟城的大伯公街的社德祠,也是记念客家先贤大伯公的,据重修碑记载,该街建于嘉庆十五年,可见海珠屿的大伯公庙比槟城的大伯公街建得更早。大伯公是客家行人张理,因对开发马来西亚有贡献,后人尊称他为大伯公。张理原籍系广东大埔客家人,1745年,他与同乡丘兆进及福建永定客家人马永春结伴来到海珠屿,当时海珠屿是荒无人烟的孤岛,当船只漂泊到这座荒岛时,他们便在这里劈山开路、垦荒种地,随后又带来大批客家人来此地垦荒经营,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这座荒岛变成美丽的岛屿,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便给他们建神庙,烧香火。张理为老大,人称大伯公。在大伯公庙里的匾额上书“福德正神”,当地华侨、华人把他奉为神明。久而久之,连马来西亚的各族人民都把他奉为保护神。后人在大伯公庙碑上,着:“五属之侨凡有所获,不自以为功,而归于大伯公。”(11)“五属”即嘉应州所属五个客家县,当时客家人把大伯公神明化,变成精神寄托的偶像,甚至有显灵的传说。这种宗教团体凝聚着华侨的精神力量。在马来西亚著名的青云亭中设有观音殿、关帝、天后、观音的神位。关帝是财神,为经商者的信仰对象;天后是运输、贸易的保护神;观音,在马六甲解释为:观是LOOK ON,音,则解释为VOLCE OF MANY TONES。认为他是有看万事之眼,听万声之耳,智慧非凡,是可以有求必应的慈悲之神(12),而张理三兄弟也被客家人奉为神。对神的信仰,是华侨社会的精神力量源泉,也是在异国他乡谋生时的精神慰藉。

其六,以慈善公益团体为基础的。慈善公益团体对华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具体帮助解决华侨、华人的某些生存困境。这些团体是靠富商和慈善家捐款积聚财富的。财富主要用来建学堂,造医院,筑公墓等,其次是协助乡人丧葬或者解决家庭困难的学生费用等,主要是做公益事业。但是,有也有少数人以慈善公益事业为幌子,做聚敛财富、沽名钓誉的勾当,受到正直人士的抵制。(13) 

要指出的是,这些社团互有交叉,有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几个社团的活动;这些客籍社团也多有互动,互相交往,有事时互相支援,形成具有一定势力的社会团体,对客籍华侨、华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起到有的保护作用。据统计,从1776年嘉应州梅县籍华人罗芳伯在印尼加里曼丹成立和顺公司起(该公司系工矿企业和商业性质,但因其公司大都是旅印尼客籍人士组成,带有明显的同乡会性质,因此亦可以视作华侨社团)以后各国陆续成立各种客籍社团,较有影响的除马来西亚槟城客属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外,还有世界客属总会、香港崇正总会、香港嘉应商会、泰国客属总会、印尼泗水的惠潮嘉会馆等等,这些会馆除了总会外,还有下属分散到各个城市的许多分会,香港的崇正总会在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等都有分会,真是星罗棋布,据罗英祥的《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所列,世界种地的客籍社团有上千个。

 

三、华侨客属会馆的社会特征

    200多年来,东南亚乃至世界客属社团的兴起与发展,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取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是各国华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和中国及华侨所在国的支持和关心的结果。为此,研究客属社团(以会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作用与文化现象是亟为需要的。

    东南亚客家人的多姿多彩的社团,是中国客家人大批南迁、身处异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情境下的特异社会现象。由于客家人大都聚居粤东、闽西以及赣南山区,山多田少,人口密度大,再加上以前历代政府的腐败无能,苛政猛于虎,使他们难于生存,便结伴陆续南行,而到了新的国度里,当时东南亚各国正处于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统治下,社会制度、人情风俗和生存方式均与国内有着很大差异,他们谋生不易,立足更难,因此便自发性地组织了同乡会馆,同舟共济.以保护同乡同宗的利益。综观这些团体,都具备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对象明确。一般客属同乡组织都以共同地域和客家语言为基本条件,会员具备了这两点才可以加入。例如,跨越省界的广汀公司,即以嘉应五属及大埔、丰顺等与福建省的汀州客籍人士的联合体,既有地缘关系又有共同的客家方言。宗亲组织则以同宗血缘为纽带;行业组织除地缘和语言共同外,还有以同行业为条件的。所以这些社会团体对象都是十分明确的。所谓“亲亲之义,百折而不散”就是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共同信仰。每个客家同乡社团都有共同的信仰,这是社团凝聚的思想基础。客家同乡组织大都信仰佛教,主张行善积德。慈善团体、公益团体也是以行善为怀、普渡众生为其信仰;木匠行业组织则以鲁班为其祖师爷;航海行业则以天后为其保护神。

三、共同宗旨。这些客家社团宗旨鲜明,并明确记载在章程之中,会馆中人均需恪守。新加坡应和会馆“应和”二字即为宗旨。“应”为嘉应之简称,亦可释为“应该”;“和”,即团结,“和为贵”、“和衷共济”。1843年(道光二十四年)重修该馆时碑记中首段说:“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中间一段说:“本馆于道光三年(公元1822年)创建,年来年往,物换星移。今者我同人义倾山海,气协兰芝,睹遣基之有感,发善愿而无私。”结尾文说:“以利济为心,不必计功计德。”(14)到了1911年,会馆同人公订的应和会馆新编章程第24条说:“我应和会馆系前人动念团体组织而成,我后人须体念前人之主旨,务要恪守温恭,和衷共济,毋得各存私见,一以公理为主点,则团体固结,外人不敢正视,会馆前途,正未有艾也,愿大众勉之。”(15)客家会馆组织都有共同遵循的准则,这就是团结乡亲,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会馆组织有着浓重的客家人的特征:和衷共济,患难相助。

四、组织严密。客家同乡会馆都有一整套章程,保证会馆的正常活动和发展。章程从会馆的目标、基金、人员、行业等各方面制订条款,组成董事会和监理会等,以保证会馆宗旨的贯彻执行。对会员中违反条规的也有责罚条款。例如,马来西亚最早的客家人会馆之一的槟城广汀公司,下属有广东、福建各县会馆为其基本会员,在组织上由各县会馆派出人员参加公司理事会。咸丰十年的公司董事是各府县会馆14名,以及会党5名,基尔特1名,个人4名,共24名。这里的基尔特是指影响较大的行业性组织;个人是指捐款、捐屋或捐地给会馆的有功之人。这些董事的活动都是通过章程来约束的。例如,章程的第三条规定公司宗旨为“排难解纷”,董事会权力就以此出发点对外保护客家侨民的利益,对内调解纠纷人。太平天国失败后,不少太平军将士南逃,来到东南亚各国;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多次失败后也有不少人南逃到东南亚各国;有些会党在国内受挫,也南逃南洋,这样先后有一大批国内来的华侨,其中许多为闽、粤客家人。广汀公司董事会当时就有会党成员,占了5名,从中可以看出会党对公司的影响。由于以上原因,会馆中的会党组织的严密性、神秘性和斗争性也带进会馆组织中。由于会馆有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使广大分散的会员有了凝聚力,会员的工作、生命财产也有了保障。会馆史研究专家李书城说:“会馆之成立和维持,均赖中下阶级。”(16

    五、德才兼备、精明能干的领袖人物。客家人尽管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但在历来南迁的大批官僚、士大夫带来先进的中原的文化,对客家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历来客家人都十分重视教育,文化素质较高,而到南洋的客属人士由于大多数是穷困的山民,一般说来文化素质较差。这些人有的是被“卖猪仔”而来的苦力,有的是铤而走险的山民,有的是太平天国残兵或会党之人等等。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会馆旗帜下并为之效力是较困难的。因此需要有文化素质较高、有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物当领袖。广汀会馆章程第七条就明确规定会馆董事要“才德兼备,精明能干”之人充任。这些人士在御外抚内,“排难解纷”中游刃有余,显示出才干与实力。像汤湘霖、胡文虎、胡文豹、刘润德等客家先贤,均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客籍领袖人物。

六、强有力的经济实体。经济是会馆的基础。客家会馆都十分重视发展会馆产业。在建会馆之初,经济匮乏,一般资金来源均是由个人赞助及会员交会费来维持,对捐款每一笔均作记录。例如,香港崇正总会在二十年代成立时,普通会员会费港币10元,每年交年费2元;永远名誉会员缴纳500元;凡交1万元者列为永远名誉会长。购置产业是会馆长久性的经费来源。例如,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在1801年就购置了大伯公街的馆址。新加坡应和会馆先后购置了义山店业以及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会馆馆址,70年代还建置了应和大厦等产业,其收入作为会馆活动经费。

 

三、   客属会馆的地位与作用

东南亚客属同乡会馆在世界客属华侨中创建会馆最早,会馆最多,历史悠久,给祖国和华侨居住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

    尽管东南亚各客属会馆形态多样,结构形成也不尽相同,会馆宗旨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凝结乡亲之情,联结祖国与所在国的情谊以及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作出 重要贡献:

    一、积极参加居住国的抗暴斗争。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客家人就参与了印尼抗荷和越南抗法斗争。印尼的客家人对于荷兰殖民主义者残暴统治,跟印尼人民一道奋起抗争,巴列维亚的“红溪惨案”中大批客家人被荷兰殖民者杀害就是例证;清朝客家将领冯子材支援越南的抗法部队中,就有许多越南客籍华侨、华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和马亚西亚以及印尼的客籍华侨、华人中有许多人参加当地的抗日斗争。这些都与客籍会馆的组织和鼓励分不开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印尼爪哇成立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在苏门答腊、棉兰等地都成立了“华侨抗日协会”和“反法西斯同盟会”,客家会馆发动乡亲捐钱捐物,并动员乡亲参加当地抗日斗争(1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客籍华侨又积极参加居住国的争取独立、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为所在国的独立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为居住国的经济开发做出贡献。东南亚客属会馆史研究专家刘果因说过一句极为精彩的话:在东南亚各国,“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客家人世代居住山区,以勤劳吃苦、敢于开拓著称,他们所到之处,勇于开拓,自力更生,披荆斩棘,建设家园。印尼侨领“大唐客长”罗芳伯于1772年来到印尼加里曼丹,组织客家人到坤甸采金矿,成立“兰芳公司”,延续了120年,为开发印尼开发作出贡献;马来西亚保护神“大伯公”张理,他与丘兆进、马福春三人于1745年乘船时迷失方向,漂到马来西亚的海珠屿,便在那里结伴开发土地,使海珠屿繁荣起来,死后被人尊为“大伯公”神。这些领袖人物组织客家乡亲为所在国的开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此外,像印尼的张弼士,马来西亚的叶亚莱、姚德胜等都是客家人的典范。

     三、为居住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奠基式和开拓性的工作。客家人原本多为中原士族和官吏,文化教育事业较发达,文化素养较高。辗转南迁后,他们虽然历尽艰辛,忙于耕种糊口,但对教育却极为重视,宁愿饿肚子也要送子女上学。客家先民来到南洋后,他们感到南来客人日众,而当地的教育基础落后,因此教育后代并使之融入当地社会变成当务之急,于是他们率先集资兴学。新加坡应和会馆在会馆总理黄沄辉、汤湘霖等领导下,于1904年率先成立应新学校,据新加坡著名教育家谢戚莱亚博士(DDCHELLAH)称:“新加坡之新式学校,最先建立的是应新学校,然后一连串的华文小学相继成立,由1906年至1909年之间,养正、启发、端蒙、道南分别诞生。”(18)而在此前,印尼客籍侨领在巴达维亚的中华会馆创立于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华学堂。此后,印尼华侨、华人纷纷筹资建校,到1949年已达724所,学生有17万人。华侨会馆办学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奠定了当地的教育基础,提高于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所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海外华侨不仅办学兴教,而且还办报。据记载,东南亚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新加坡华人薛有礼于1881年创办的《叻报》,到1932年停刊。闽西客家人胡文虎是“报业大王”,后迈向“报业巨子”之路。他从1928年创办《星报》以来,以后又陆续创办《星洲日报》、《星槟日报》,并接办新加坡《总汇报》及曼谷的《星暹日报》、《星暹晚报》等,有力推动东南亚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些文化活动中,各地的客家会馆中人大力推进,投进大量资金和人力,培养了大量的报业人才,对各国的文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侨居在国外的客籍先民,对祖国一往情深,关切祖国的命运,知恩图报,情系中华。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1905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客籍华侨在海外为之募捐提供经费。据统计,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成功,客籍华侨捐款达700800万港元之多(20)。不少客籍华侨、华人还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原籍广东嘉应州的梁密庵、谢逸桥、温靖侯、温才生、谢良牧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有的英勇牺牲,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东南亚客属会馆也纷纷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印尼客籍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号召华侨抵制日货,使用国货,东南亚各国华侨纷纷响应。东南亚各国客属会馆还纷纷捐资支持国内抗战。1938年,南洋各地成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赠祖国难民总会”,各地客属会馆纷纷参加这一运动。据民国二十九年《梅县要览》记载,东南亚部分华侨团体捐资8次约8万元,还捐大米和大批枪枝、药物等。在这时期,客籍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抗战,出现一批奋勇杀敌的热血儿女。

客籍会馆对祖国经济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些华侨在客家山村往往留下父母、妻儿子女,只身闯南洋,根在祖国,。客家人有个特点:乡土观念强,上孝下爱。他们赚了点钱便千方百计寄回或托人带回国内,置地购屋、奉老养小。奔走于南洋与祖国之间的“水客”便应运而生。这方面客属会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客籍侨领还身体力行,捐资给内地办学,办医院和发展实业等。马来亚侨领胡文虎、胡文豹昆仲及印尼侨领张弼士等都对祖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以“实业兴邦”著称的张弼士,本世纪初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产品在首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上首获金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在广西、广东等地兴办许多实业,为发展祖国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客籍华侨情系家乡,在家乡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为家乡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胡文虎在30年代初向国民政府提出捐资350万元,拟在全国兴办1000所中、小学校,后来在全国建成学校300间,后来因抗战爆发而使计划无法实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早期东南亚各国的客属会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客籍华侨在居住国遵纪守法,与居住国的政府和人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开展居住国的经济和建设、抵抗外国侵略势力和争取民族独立流血流汗,功不可没。这些也得到居住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但是,早期东南亚诸国的客籍华侨,都是以华侨身份参与的所在国的活动的,他们大都没有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的根在故乡,中国是他们的祖国和归宿。他们大都把在异国的事业当作谋生手段,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魂归唐山的。这一时期客属会馆多数冠以“X X(国家)客属华侨公会”或“X X(国家)客属华侨总会”名称,而他们的居住国主政者也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有时对他们的社团活动乃至经济活动给予诸多限制;有些国家某一特定时期也会发生排华事件,甚至使用暴力,有的排华事件还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这样反而促使这些华侨加深自己的侨居心理,认为自己处境如浮萍,无安定感,从而更加从心理上依赖祖国。而在祖国的亲人又使他们魂牵梦萦,所以当时的客属会馆事实上是中国的客家人在侨居国的民间组织,是维系乡情、排难解忧、维系华侨居住国与祖国民间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对居住国和祖国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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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人时代

 

 四、从华侨到华人:身份与地位的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东南亚诸国华侨转向为华人的重要标志,也是客属华侨会馆转向为客属华人会馆的标志性年代(一般以1945年为年代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从英、荷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纷纷宣布独立。独立后国家的人民掌握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自己的命运,他们积极投入重建家园的建设中去。由于华侨人口在东南亚各国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尤其是经济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研究华侨地位及其对策。由于历史原因,以往不少国家的华侨只具有中国国籍或具有中国与所在国的双重国籍,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大都不主张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他们要求华侨转为单一国籍,主要是要求加入居住国国籍;对只具有中国国籍的华侨,他们在政策上采取限制、融化的华侨政策,即尽可能把华侨归化为其本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也宣布不再实行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并且尽快融入居住国社会中去。而许多华侨由于已在居住国安家乐业,生儿育女,有了自己的房屋、产业和事业等,他们为了生存和自身的发展,纷纷加入居住国国籍,变为居住国的华人族群。这样大批华侨便融入居住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马来西亚政府就在与华侨领袖达成协议规定:许多民族的华人,将自动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或者通过申请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在印尼政府1945111日公布的《印尼共和国宣言》中说:“我们将实行我们的独立政策,我们的国籍方案是使亚洲侨民及欧洲侨民后裔,迅速成为真正的印尼人,成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对于华侨子女,有许多国家规定,凡是在该国出生的孩子将自动成为该国公民。泰国在上世纪50年代法令规定,在泰国出生的人自动享有泰国籍,连续在泰国居住10年以上的外侨也可以申请加入泰国国籍,因此,在泰国加入该国国籍的华侨比率非常高。在50年代,泰国的华侨不足30万人,到了20世纪末,在泰国华侨、华人总数已经达到7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人,占该国人口的12%

    我国政府很注意区别华侨、华人的态度,对于华侨和华人的政策也是有所不同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访问缅甸时就曾指出:“作为华侨就不是缅甸公民,应该有华侨的态度,侨民应该不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只是侨民内部和缅甸人民来往是可以的,但不能参加政治活动。譬如他们的政党、选举、缅甸的一切政治组织,我们都不能参加,这是应该分开的一个界限。”对于选择居住国国籍的华人,他们已经不再是华侨,而是居住国的公民。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凡是在政治上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缅甸国籍和成为缅甸公民,就不应该参加华侨团体。作为华侨和作为朋友亲戚要有个界限分清一下,这样大家就相安无事了。”(20

    由于东南亚各国的独立后大批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以及中国政府不主张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使华侨与华人的问题做出严格的区别,从而使长期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据统计,东南亚客籍华侨、华人大概有410万人,当华侨、华人居住国未独立前,约有123万人加入居住国国籍;当他们所居住国宣布独立后,先后有369万人加入居住国国籍,占华侨总数的90%。在客籍华侨最多的印尼,客籍华侨加入印尼国籍的有110多万人,占客籍华侨的90%以上(21。大多数华侨转变为所在国的公民后,身份地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认同所在国为新的祖国,而中国成为他们的母国。由于他们对祖国观念内涵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他们也由华侨时代的“落叶归根”变为华人时代的“落地生根”了。  

由于国籍的变化,大批华侨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们不再具备中国籍的身份了,告别了以往的祖国,认同了新的祖国。这对他们来说虽然是痛苦的抉择,但由于他们原本就在居住国安身立命,与当地政府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早已融进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因此对他们在生活、事业、家庭等各方面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再加上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对原来华侨社团有着诸多的限制,华侨入籍后许多限制被取消,华人的各种待遇有质的变化。当地政府不允许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社团仍以华侨社团形式存在,限令他们按居住国的有关政策、法令,以居住国公民社团身份重新注册登记。这样,所有客籍社团名称全都去掉“中国”及“华侨”字样,而改以居住国冠名的客属会馆。由于华侨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就标志着客属会馆由华侨时代转变为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了。

 

五、  从“外侨”到“国民”:客属会馆的本质区别及其特征与地位

    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与华侨时代的客属会馆比较,既有血缘亲缘关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由于华侨国籍的变化带来华人根本观念的变化,这是极为明显的。具体说来,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变化特征:

    一、“忠”的观念明显转变。客籍华侨在加入所在国国籍后,立刻从中国公民转变为所在国的公民。这对有强烈的祖国观念和忠贞观念的原中国公民来说,完成这一转变有着痛苦的心理历程。他们原先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瞬间变成了“他国”,或者可以这样说变成了母国,以往华侨常说“莫把他乡当故乡”,而在作出国籍抉择后,“他乡”成了“故乡”,而原来的“故乡”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他乡”了!这看似程序上的颠倒,实际上是观念上的颠倒,无疑对这些变化引起的心理震荡是巨大的。但对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离乡背井闯荡异国谋生的客家人,也敢于正视这种严酷的现实。毕竟,现实是,以往被视为“异国他乡”的新的祖国是他们赖于生存之地,是有恩于己的国度,当然有义务、有权力为新的祖国尽责尽忠,客家人对“恩”是不会忘怀的。由于原来效忠的祖国变成了母国,华语变成了母语,“忠”的观念也就作180度的大转移,他们应该也必须效忠于新的祖国。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他们就必须以居住国公民身份来从事各种活动,同时也享受居住国公民的各种待遇。客属会馆的会员在完成国籍上的转变和组织上的转变后,其活动的内容、会馆的宗旨等都必须在效忠新的祖国前提下层开,从而会馆也便起了质的巨变。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华人的传统观念也有根本性转变。以往许多客籍华侨都以在外谋生,赚了钱后荣归故里为自己的夙愿,在家乡购田置屋、养活家人,待到年迈力衰时“叶落归根”,返回故里,含饴弄孙、安度晚年。而加入居住国国籍后,尽管老一代人还念念不忘祖屋祖地以及家乡亲人,但由于落籍新的国度,不可能再“叶落归根”,只能老死他乡、“魂归故里”了。也就是说,这些客籍老华人必须从华侨时代传统观念的“叶落归根”转变为华人时代的“落地生根”,——在新的国度里扎根生长。

而这时期的客籍会馆对会员的这种观念转变起了调节、磨合和促进作用,例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每年春节都举办敬老会,给老年人发红包,以乡情、乡音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来抚慰老人的心;有些社团还兴办一些家乡的文艺节目,唱客家山歌,演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文艺节目让乡亲们不忘家乡的山山水水,还有请新来的华侨介绍情况,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二、会馆产业的转变和发展。由于华侨归化为居住国的公民,原来华侨社团的资产也就从“侨产”转为居住国华人社团的资产。由于华人社团享有居住国公民团体的一切权力与义务,居住国政府给予保护和照顾,使许多华人的会馆产业得以发展。新加坡应和会馆1958年统计资产时计有:荷兰律双龙义山地皮、会馆馆址、直落亚逸街店面等产业11座,后来除应和会馆馆址作为新加坡国家文物给予保留外,其余地块、房屋等先后为政府征用,政府给予赔偿。该会馆将赔偿金购置地皮建筑楼高19层的应和大厦,出租收益为会馆经费。据了解,客籍华侨归化居住国后,由于各方面努力,会馆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成为会馆的重要经济来源。

    三、会馆的文化教育日趋发达。东南亚的各国客属会馆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在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前,客属会馆办的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异常发达,几乎各国的重要城市都有华侨中学和小学,有的达几十所之多,例如印尼雅加达的巴城中学,新加坡的应新学校等就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东南亚各国独立后,由于各国政府政治的需要,对华侨、华人实行歧视性政策,压制甚至取消华文教育,有的甚至禁止开办华文学校,印尼政府就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华文教育,全国除了《印度尼西亚日报》保留部份中文外,对所有中文书籍都禁止,连华人占大多数而又以华人为政府首脑的新加坡政府,也采用压制华文学校的政策。经过多年的严厉措施以后,许多国家发现中国政府影响日大,华文影响也与日俱增,于是,有些国家有条件地重新允许办华文学校。在这方面客籍会馆和其他会馆一样积极办学,力促华文教育的发展。客籍会馆还努力发展文化交流,如,举办客家山歌演唱会,邀请梅州汉剧团、山歌剧团访问演出等,南洋客属总会自己组织乐团在国内演出。1995年会长曾良材还带团到西马作亲善交流演出。

    四、寻根问祖的活动逐年扩展。老一代华人大都来自中国,他们生活在客家山村,长在客家山村,到南洋落脚后往往还要赡养国内老小,还要购置产业,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根在唐山。当他们遽然改变国籍后,心理失衡,加深了对故国山河、亲朋至友的思念之情。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对祖国籍地的淡薄,更使他们燃起寻根问祖之情,因而各种寻根问祖的旅游团应运而生。这几年海外客籍会馆组团来华祭黄陵,到中原寻根,到梅州、汀州祭祖的客籍人士难于计数。各国的客籍会馆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组织工作。

    五、世界性的客属组织迅猛发展。本世纪20年代末,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成立以后,推动了英、荷两属53个客属公会的建立,各国客属总会之间关系密切。但东南亚各国独立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与各国客属会馆关系逐渐脱离,各自为政,各自发展。19219月香港成立的崇正总会,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尼、印度、澳洲雪梨、南非、毛里求斯等国成立了崇正分会,成为世界性的客家人组织的联合体。1971928日是香港崇正总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该会特邀世界各地47个客属社团250名代表参加,会上决定将此次大会定为“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以后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要城市举办,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及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先后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第12次恳亲大会于1994年在号称“客都”的梅州市举行,第13次大会于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今年将在陕西西安举办“第21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这同时,世界性的宗亲会也在发展,东南亚有些宗亲会组织还组团到中国梅州、汀州及中原寻根。如今。以东南亚各国和香港为主体的客属社团正走向世界性的联合体,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华人时代客属会馆社团组织的新走向。

    六、捐赠和促进客家地区发展经济的投资。在这方面东南亚华人会馆作了许多效率颇高的组织工作。南洋客属总会名誉会长姚美良先生,就曾多次组织同乡团体对中国作大量的捐赠活动。由于东南亚各国及其他各国华人会馆的努力,他们对祖居地的梅州、汀州等进行大量捐赠,修桥筑路,办学校,建医院,开工厂,辟农场,作了大量的公益事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南亚各国客属会馆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程。过去,东南亚客属会馆对所在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如今,客属会馆融入所在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对有着血缘关系的母国的联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东南亚客籍会馆的功绩无疑会载入史册的。

 

 

    注释:

      <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第13页。

      邝国祥:<成立一百五十年的本城嘉应会馆),原载(光华日刊)民国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载民国卅九年二月十六日<光华日报)o

     罗香林:《客家导论》

     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44页。

     转引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3页。

     载《槟城华人社团通讯录》第十一期15页(1961年)。

     载《许氏宗谱》(1963年),新加坡许氏总发行。《许氏宗谱》介绍有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台湾等地许氏同宗团体。单是新加坡许氏同姓团体(许氏总会、许氏公会、许氏高阳堂、许氏家族、许氏宗亲会等)13家,认为有共同祖先的各地许氏,虽然根据族谱等调查系谱,但仅是同姓,根本不是同族。

     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9598页;

10)同(9)注释;

11)刘果因:《槟城嘉应会馆在马华历史上的地位》(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第30页,1987年)

12)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2728页。

13同(12)注释,第8586页。

14)林志《馆名考》(新加坡《应和会馆一百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85页)。

15)林志《馆名考》(新加坡《应和会馆一百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87页。

16)李书城:《槟城嘉应会馆一百七十周年纪念记叙》,载1971年《星洲特刊》。

17)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

18)《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载1987年《新加坡应和会馆一百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26页。

19)《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161页。

20)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2728页。

21)同(12)注释,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