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香港客家人与客家社团

试论香港客家人与客家社团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丘峰 一、 香港历史的变迁 (1)香港历史的变迁可以追溯到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3年秦

 

试论香港客家人与客家社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丘峰

 

一、  香港历史的变迁 

(1)香港历史的变迁可以追溯到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3年秦派兵到南岭,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香港纳入秦朝疆域,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据记载,东汉(公元25-220年)时,香港岛上已经有常住居民。汉朝时香港属南海郡博罗县。公元331年,东晋成帝置宝安县,香港归宝安县管辖。公元757年,唐肃宗将香港置东莞县管辖。在南宋灭亡后,一些官员、百姓,纷纷来到香港隐居避难。从唐朝起在长达861年间,香港均属东莞县管辖。从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到清朝道光21年(公元1841年)的268年中,香港属广东省新安县管辖。在英国强占香港之前,香港隶属我国广东省新安县管辖地区。1840年6月英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开始第二年即1841年1月26日,英国派兵强占了香港。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而结局,清朝政府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60年英国侵占了九龙半岛南部的尖沙咀地区,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又攻占北京圆明园,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10月24日和25日在北京分别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等,再次割让中国领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司给英国;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英国趁机于1898年7月1日强逼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的中国领土,并称之为“新界”,面积约975.1 km2,约占香港地区总面积的91.8%。根据国际惯例,租借期一般不得超过100年,租期定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租期届满,香港被中国政府收回,一扫百年之耻辱。

二、香港客家人是香港历史的见证

香港的客家人是香港历史的见证人。香港与历代南迁的汉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广东河源是千年古邑,也是香港居民的源头之一。河源原为古龙川属地。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派兵平定岭南后设龙川县,由平定岭南副将赵佗任龙川县令。之后,受南海郡尉所托,主南海郡事。公元前204年,为防止中原战乱祸及岭南,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封为南越武王。南越国延续93年,其中赵佗执位67年。赵佗任龙川县令和建立南越国后,为岭南的开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带来了中原文化,改变了岭南百越人过去野蛮落后的风俗;他施行“与越杂居”、“和集百越”的政策,促进了中原汉人与百越各民族的融合;他将几十万军队留驻在岭南,成为南迁的第一批北方移民,为后来历代中原人迁入岭南打下了基础。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为解决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缝补浆洗问题,曾上书朝廷,要求拨三万北方妇女,结果朝廷许其“万五”。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庭,便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有人认为,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当然,对于河源是否客家人最早的发源地,还有待于认真的考据和论证,不能匆忙下结论。

客家人进入香港有五个重要时期。第一个重要时期是,据史料记载,在宋朝期间,第一个在香港开埠的,是侯氏家族。侯氏始祖侯五郎,是北宋进士,金兵南侵时,侯家南迁至番禺,后来他的后代侯卓峰举家迁到今天的新界。嗣后,又有侯氏之后,又有邓氏、彭氏、廖氏陆续迁入。尤其是新界的文氏,是文天祥的后代。南宋末,文天祥在北京就义,其家族为避元兵追杀,逃至如今新界的元朗,为最早开发香港的家族之一。侯、邓、彭、廖、文五家,进入香港垦殖,各居一方,被称为新界五大族。按他们主要居住地,分别叫上水侯氏、锦田邓氏、粉岭彭氏、上水廖氏、新田文氏。五大族中邓、彭、文,祖籍都是江西,文氏属客家人。他们是最早入港的客家先民,800年前已经落地生根,但后来进入香港的客家人并不把他们当客家人看,而是认为他们是土著。后人计算客籍人口,并不把这五大族人口计入。相反,在港岛占多数的广府人,并不把新界五大族看做广府人,仍然把他们当成客家人。

第二个重要时期是,在18世纪初期至中期,从1700年至1750年间,客家人大批从粤东移民到香港,但也有少数在1800年以后才迁入。他们的祖籍地一般是五华、兴宁、梅县,也有少部分来自福建和邻近香港的惠州一带。由于他们移民来港的时候数以万计,港岛上建立了400多座村庄,他们在人员和经济能力上可以跟本地居民相比,甚至还超过本地人,因此没有被同化,保留了客家人的优良传统。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客家人多数在香港新界的乡村居住,过着简单朴素的农耕生活。随着香港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广府人、潮州人、福佬人等也大批进入香港,形成在香港、九龙一带广府人占优势。据记载,在1911年,根据香港户籍部门的人口统计,客家人大约占当时人口的15%。时至今日,有一种说法:四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客家人。

第三个重要时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陆遭遇日本侵略者的大肆屠杀,与大陆生灵涂炭、百业凋零相比较,当时香港尚未沦陷,算是相对安定,于是,许多内地客家人纷纷逃往香港谋生,香港光复后不少客家人的亲属也迁居香港,香港客家人的人数为此大增。

 第四个重要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客家人大量涌入香港。主要是在40年代后半期和50年代初,当时大陆内战,国民党败退南逃,一些人便跑到香港。这里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二是怕共产党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和怕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地主、富农。这其中就有不少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军政人员其中包括不少高官。客家学创建者罗香林,就是这一时期来香港的。在这批人中,是历来迁居香港的客家人中身家殷实、文化程度高的。

第五个重要时期是,50年代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有不少大陆的客家华侨、侨眷迁入香港定居,也有回国读书的侨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愤而要求回其所在国,因不能回去而滞留香港,这些人大都是家族资产雄厚,或者知识层次较高者, 应该说,这个时期到香港定居的客家人,像曾宪梓、何冬青等许多人成为客家人的领袖人物,也成为后来香港回归前后的重要力量。

如上所述,伴随着香港历史的变迁,客家人是几百年来陆续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在近代史上,香港本是宝安管辖的一块地方,而后在不平等条约下,香港便变成包括香港、九龙、新界三个部分组成的辖地了。从香港殖民地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野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占领香港,他们用蚕食式的吞并,先是占领港岛,再后占领九龙,而后占领新界。因此,现在的香港便分成三大块:港岛、九龙和新界(新界是英国人的新界,却是中国人的老界)。从上面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客家人最早进入的便是今天的新界了。

从香港客家人的组成来看,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香港几乎是客家小区,除了港岛有少数广府人外,九龙和新界客家人占90%以上。在近代香港人口结构来看,香港从乡村变化为城市的进程中,香港、九龙主要城市人口为广府人,客家人渐渐变为少数,而像新界以乡村为主的地区,仍然客家人为多数。据记载,在香港600多万人中,客家人约有200万。尽管如此,如今,占港土88%的新界原住民,大都是客家人,追踪溯源,这些客家人的来源大都是从广东的宝安、惠州、河源、龙川、梅州等地区,像著名的新界吴家村的原住民几乎都是由梅州蕉岭、梅县、兴宁、宝安、博罗等地迁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新界乡议局。乡议局的前身为“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 1923年发起成立,是维护新界原居民利益的团体。1926年, “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改组为乡议局,并赋予更多权力,成立初期连一般民事案件也会交由乡议局办理。1959年,《香港法例》中《乡议局条例》正式实施,乡议局也成为香港法定机构之一,分别于香港区议会及香港立法会拥有当然议席及功能界别议席,是新界最高民意代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基本法》第40条规定:“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香港新界居民多数是客家人,刘皇发是新界乡议局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自1980年起出任新界乡议局主席,领导新界原居民。新界乡议局在刘皇发领导下,为香港稳定发展和台湾及大陆客家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三、香港客家社团的过去与现状

客家人被海外学者称为“东方吉普赛人”,由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种种原因,许多客家人不断迁徙流动,每到一个地方,身在异地,需要有乡亲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俗话说,亲不亲,家乡人。由于语言、地缘、血缘等关系,让客家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尤其是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客家人涌入香港,其中有的是下层的打工仔,有的是大陆去的商人,有的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不愿到台湾,又不愿意留在大陆,便在香港落脚,有的到了新界乡下,有的待在港岛或九龙市中心,“同是天涯沦落人”,乡情、亲情使他们感到有必要组织起来,这时间便有更多的客家社团成立。 

 

关于香港客家社团最早是何时成立的,有不同的说法,例如,黄石华先生说最早成立的是崇正总会,这一说法是误解。

众所周知,崇正总会成立于1921年9月,而在这之前客家组织已经有安庆堂和义安公社。据记载,香港客家社团最早成立的是安庆堂。安庆堂成立于1893年,原来是一家商会组织。19世纪末,粤东、闽西一带客家人出洋谋生者日众,他们都以香港为转驳点,于是,旅港客家商人成立了安庆堂,为外出的客家人落脚、出行提供方便。

接着成立的客家社团是义安公社。  义安公社是早期客家人打工仔性质的组织,成立于1896年。远在 110多年前,由于列强入侵,满清国势衰败,香港成为转口城市,客货、航运发达,商业繁荣,但沿岸码头常被小帮小会等恶势力把持,小市民和工人生活艰辛。当时,在香港上环、西环一带“客行”的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由于其成员大多来自梅州、惠州、宝安等粤东地区的客属人士,而在嘉应州建制前,粤东地区曾称为“义安郡”,因此当时将工人组织命名为“义安公社”。著名梅州人廖安祥先生曾于1929年起接任义安公社的理事长直至1953年。1941年香港沦陷,困留在香港的大批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陷入险境。廖安祥根据南方局周恩来、廖承志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将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经普椿、连贯、乔冠华、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等著名人士营救回内地。茅盾将这次行动称为“抗日战争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何香凝、柳亚子称他为“梅州大侠” 。50年代后期开始,国货公司纷纷开业,如中侨国货公司、裕华国货公司、宏兴公司、大成公司、中天公司等,这些公司职工人数众多,其中许多都是客属人士,纷纷加入义安公社,使社员人数大增,当时曾达至380多人。由于越来越多的社员由工人转为老板,因此新加入的社员也不只限于工人身份了。2003年,义安公社更名为香港梅州联会,除了该组织有点老化外,另外,有一个叫做“新义安”的组织,系香港的黑社会帮派,为了避免公众混淆,更名也势在必行。义安公社更名为香港梅州联会后,朱雪梅、林光如、余鹏春等人先后任会长。

崇正总会是香港最大的客家社团,它始建于1921年9月29日,最初定名为“香港崇正工商总会”。全世界的崇正客家组织均与该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的客属(家)社团也与该会友好往来,该总会已成为海内外客家人的主要联络处之一。由廖新基、李瑞琴、黄茂林、赖际熙、何天池、温葆六、彭乐三等人发起。在港岛西环太白楼游乐场,举行旅港客属代表大会,随即组织崇正工商总会。至1926年,才改名为崇正总会,旨在崇尚正义,崇正黜邪,象征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敢作、敢当、团结、互助、爱国、富于创造、崇尚正义、威武不屈的精神。时至今日,崇正总会成为影响最大的世界性客家人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欧洲崇正总会联合会、英国崇正总会、法国崇正会、荷比卢崇正会等,日本、美国、加拿大、澳洲及台湾地区都纷纷成立了崇正组织。

香港崇正总会在1922年至1940年期间,先后创办了四间崇正义学,其经费概由会长胡文虎先生赞助。香港崇正总会还先后创办了《崇正月刊》、《崇正会刊》,还出版过《客族考源》一书(共15卷,内容分八大类,约30万字)。香港崇正总会为客家人作出最大的贡献是发起和成立世界客家人最大的集恳亲、联谊、洽谈生意和客家学术研讨于一体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1971年9月,为庆祝该会成立50周年暨“崇正大厦”落成,邀请了世界各地47个客属社团250多名代表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该次大会由张发奎任会长、黄石华任理事长。与会代表决议将这次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客家社团活动定名为“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并决议每隔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会议(有时因为要求召开的国家和地区太多,大会主席团便临时决定一年一次召开“恳亲大会”),成为世界客家人的盛典。现在已经召开了22届大会,今年11月29日将在广东河源召开。

另一个影响颇大的著名的客家人组织是香港嘉应商会。该会成立于1916年,是以嘉应五属客家人为主体的商会性质的社团,以单位会员参加 ,主要是以嘉应五属工商界人士组成。义安公社和嘉应商会同是嘉应五属客家人的组织,但却有着不同的性质。可以这样说,义安公社是以打工仔为基础的组织,而嘉应商会却是以老板为基础的组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嘉应州改为兴梅地区和梅县地区,自从改为梅县地区后,地域增加了大埔县和丰顺县。由此,香港嘉应商会成员也由嘉应五属扩展为七县一区。嘉应商会首任会长为温佐才,商会主要是为会员办庄、汇兑和客栈等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商会停止活动。至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商会才恢复活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嘉应商会在投资、慈善、探亲等方面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5月5日成立的旅港嘉应五属同乡会(原嘉应五属梅县、兴宁、蕉岭、平远、五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眷属走避香港,

此外,香港客家社团还有许多,主要是以广东惠州、梅州、河源和闽西等地的客籍社团为主。例如,1946年6月成立的惠州同乡总会,以惠州十属(惠阳、博罗、河源、紫金、龙川、和平、连平、海丰、陆丰、新丰十县)的客家人为主体; 1945年成立的旅港大埔县旅港同乡会;1965年成立的侨港曲江同乡会;梅县同乡会、兴宁同乡会、蕉岭同乡会、平远同乡会、五华同乡会等等,约有20多家客家社团。

三、香港客家社团的地位与作用

(1)崇尚正义,团结合作,保护同乡的合法权益。早期的义安

公社就是基本上以客家人下层劳动者为主成立的。客家人在香港底层工作,常常遭到老板和流氓黑势力的盘剥。为此,成立组织,团结互助,保护乡人。早期“义安公社”纯粹是一个工会组织,只限于“客行”职工加入,约有七八十人,目的是争取改善生活、谋取福利、保障工作条件,打击码头恶势力活动等。当时,由大陆内地经香港去南洋的旅客,先在“客行”安顿;前往英属各埠的,都是搭乘太古公司轮船。旅客为了省钱,多数乘坐大舱;由于船上经常出现霸位情况,因此由“公社”出面维持秩序、分配舱位。凡是梅州五县的旅客,均由“义安公社”统一安排。这样一来,不但旅客称便,“公社”也得利,船公司按旅客名额,发给“公社”佣金(每名一元),日积月累,数目不少,“公社”藉此增加了经费来源。

(2)爱国爱家,积极参加抗暴斗争。

早期的客家社团出于客家人的正义感,常常参加各种抗暴斗争,以伸张正义。1920年,“义安公社”由黎东生先生(东莞人)任理事长,黄阿广、黄润义、廖礼和、黄阿桂、朱昌湖等人任理事。1925年,上海发生“五.三十”惨案,香港10余万工人为支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举行了大罢工,并且发动数万工人离港前往广州,参加联合游行示威;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年4个月。黎东生率领的义安公社成员11人前往广州参加示威游行,其中1人死去,10人回来。大罢工时期,朱昌湖理事参加香港工人纠察队,被派去制止来往海南的一艘轮船起航;因船主在装满货物后突然下令开船,朱昌湖寡不敌众,被推落大海壮烈牺牲。“义安公社”全体工人为此十分愤慨,开会声讨船主的血腥罪行,要求当局惩处,港英当局却置若罔闻,引起众人的强烈不满。

在抗日战争期间,崇正总会也不甘寂寞,积极抗日,并且对在港难民举行救济。崇正总会救灾委员会第一年募捐8000多元分寄海外侨胞,次年又募捐16000多元及白米等救济,还募捐数万元款项给抗日将士。当时国内发行公债,筹款支持抗战,崇正总会于1937年又成立“劝销公债支会”,募款百余万元,支持抗战,得到大众赞扬。

(3)支持国家建设,尤其是客家地区建设,投资办厂,促进家乡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大陆长期以来执行“左”的政策,对港澳同胞有所误解,而港澳同胞也对大陆的政治运动感到疑惑和担忧。因此,香港同胞与大陆无形中有所隔阂。尽管如此,广大香港同胞,尤其是与大陆联系的惠州、梅州等地的客家社团,做了许多消除误解的工作,特别是一些爱国客家社团,如崇正总会、嘉应商会、义安公社等社团,积极组织会员沟通与大陆的关系,例如,像中侨国货公司、裕华国货公司等,从大陆进口国货,在香港销售,或者转口外销等,扩大大陆的影响。同时,不少社团还组织从国外及香港汇款回大陆,沟通了大陆与香港、澳门乃至台湾关系。

由于有客家社团及其他社团在支持大陆建设方面做了许多积极工作,在改革开放后,港澳同胞积极投身到大陆建设方面来。例如,从1987年开始,嘉应商会会长刘锦庆先生带领会员多次回乡观光,还多次邀请梅县地区领导来香港参观考察,逐渐密切客家人与大陆尤其是与客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对于支持家乡建设,特别是做好事善事方面,像造桥、筑路、文教、体育、卫生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84年,客家杰出人士曾宪梓先生任嘉应商会会长,他怀着爱国爱家的激情,更是加大了支持建设的力度。他积极参与筹建嘉应大学,带头捐献第一座教学大楼和一系列教学设施,独资创建曾宪梓中学,积极参与筹建梅县民航机场、梅县体育场和梅县影剧院等大型项目。由于曾宪梓先生为首的嘉应商会同仁的不懈努力,沟通了家乡人民与港澳同胞的感情,为香港和家乡做了不少工作。为此,在1985年,香港各界代表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曾宪梓和孙城曾老会长荣任委员,到1986年,曾宪梓先生还荣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此外,罗焕昌先生在任会长期间,积极筹集嘉应大学办学基金1200多万元,还先后筹建兴宁体育场和五华体育场以及在兴宁独资捐建多座教学大楼和医院大楼等项目。嘉应商会还积极参加抗震救灾工作。2008年5月15日,香港嘉应商会会长曾智明代表嘉应商会向中联办赈灾专户捐出港币225万元,以支持四川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2008年,香港嘉应商会、澳门嘉应同乡会募捐120.5万元资助241名梅州贫困生上大学。2010年,在曾志明副会长的提议下,梁亮胜会长和几位副会长牵头共同组建(嘉应商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梅州(绿色的经济崛起)为主题开展工作,专门回乡进行投资,公司首期将集资1亿港元.希望通过公司取得的成绩,建立更大的平台.商会的其他领导都对梅州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崇正总会对于大陆的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崇正总会继承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的美德,积极帮助大陆大学的建设和科研工作。1995年9月,崇正总会捐助香港中文大学奖学基金港币30万元。1997年4月,捐助港币100万元给中国北京农业大学成立香港崇正总会奖学基金会。1998年,崇正总会决定再拿出100万元给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中国农业大学香港崇正会教育基金会”。1997年,崇正总会决定拨200万元作为该会的文教基金,支持大陆希望工程教育。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献词上,该会宣布拿出100万元港币以永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奖教基金之用。捐资20万元人民币在客家人祖籍地陕西省丹凤县建立“丹凤崇正小学。”捐助港币20万元给中国妇联作为妇联幼儿师资培训基金。捐助650万元港币给香港岭南大学建造学生宿舍“香港崇正总会楼”,并于1999年11月8日举行该楼命名揭幕立碑典礼。崇正总会还资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大陆最早的客家研究中心,并且每年资助该校硕士、博士研究生,使该校成为客家研究的重要基地。

香港客属社团在香港回归前和回归过程中始终站在祖国人民利益上,努力团结香港客家人和广府、潮州、闽西、福佬等民系一道,为香港回归作出了巨大贡献。香港杰出的客家领袖人物对于香港作出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香港嘉应五属元老何冬青博士,曾在上世纪70年代初跟黄梦花等人发起声势浩大的把中文列为香港官方语言的运动,震撼港英当局,逼使港英当局同意把中文列为官方语文,由于他的突出贡献,后来他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港事顾问。在香港回归前后,何冬青博士默默地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曾任嘉应商会会长和香港中华商会副会长的曾宪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原全国人大常委,著名国际品牌金利来的创始人。曾宪梓在香港回归过程中以及回归后作出的贡献也是举世瞩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贡献作出高度评价,并被授予香港大紫荆勋章。90年代,曾宪梓第一次组织香港客家社团访京时,曾宪梓是团长,何冬青是副团长兼秘书长,受到中央首长接见。这两位客家著名人士,虽然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贡献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国家和民族、为香港和家乡尽心尽力、呕心沥血,造福乡梓。在香港回归后,为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崇正总会、嘉应商会、梅州联会和香港嘉应五属同乡会等许多客家社团,自觉地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跟那些不利于香港团结稳定的议论和行动作义正词严的斗争,为香港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4)香港客家社团领袖人物的特殊贡献

从清末到民国时间,香港客家社团出现不少领袖人物,他们深感身在异乡的客家人,受到洋人尤其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和歧视,同时也受到老板的压榨而难于生存,因此,客家人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先后组织了各种不同的客家社团,共同的语言、习俗、地域凝结着浓浓的乡情。这些社团有按省份组织的,有按地区组织的,也有不少是按客家县份甚至是按乡组织的,也有按行业组织的,甚至也有按村形式组织的,如新界著名的吴家村等。期间出现不少客家领袖人物,如,崇正总会的胡文虎、张发奎,义安公社的廖安祥,嘉应五属同乡会的李惠堂等。

这些领袖人物的特点是:经过自己艰苦奋斗,创造出骄人业绩,凭实力造成社会影响:在客家人中有较强的号召力,有较高的权威性,能够广泛团结客家乡亲;对外有较大的威望和协调力,能跟不同社团和睦相处,共同合作,发展壮大;在香港政府中也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爱国爱家,敢于跟不良势力作斗争,从而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例如,原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先生,他先后捐款数额达8亿之多,田家炳先生捐赠达10多亿,他们在客家人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其领袖地位无可非议。

凡是有客家领袖人物出现的客家社团,这个社团就有较强的凝聚力,对香港和家乡也作出了许多贡献。

(5)香港客家社团和内地客家地区的联系,比较多局限于香港支持内地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客家人纷纷回到内地尤其是客家地区,如梅州、惠州、河源、闽西、赣州、贺州等捐款捐物及捐建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后来更多是到内地投资办厂,而内地客家地区人士也到香港等地开辟新的事业,这样互动频繁,促进发展。近年来,香港客家社团和内地互动更为密切,逐步走向智力互动。例如,香港梅州联会跟梅州市合作搞人才培训,优势互补,起到较好的效果。联会五年来己为家乡各项公益活动筹得善款超过1000万元。永远名誉主席陈梅冰女士,多年来给家乡的捐款约3000多万元,这笔巨款都是她在回家乡之前,在香港银行里取出现金,几十万上百万地放在车里,一路颠簸,人到款到,表现她的拳拳爱国爱乡之心。

综上所述,香港客家社团无论对于香港社会和香港客家人抑或大陆的建设和稳定等方面都做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相信,今后香港社团会更上一层楼,对香港的稳定繁荣,对大陆的建设发展,尤其是客家地区的建设发展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香港崇正总会金禧纪念特刊(1971年9月)

(2)安庆堂记事

(3)嘉应商会:《嘉讯》90周年纪念特刊

(4)香港梅州联会110年纪念特刊《红梅紫荆》

(5)刘义章:《香港客家》